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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安徽籍的名人，是每个了解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重要人物。他的家乡在安庆，这里过去是安徽的省城。在安庆城外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乡间，安葬着这位魂归故里的游子。我有机会去看了这个尚未被开发为旅游资源的名人墓。一冢坟丘掩隐在树木中，风卷黄尘，飒飒作响，显得有点肃穆而萧瑟。据当地陪同者介绍，为给墓主人写碑上的“陈独秀之墓”五字颇费踌躇，请了当地一位无党无派的书法家挥毫，以示对这位名人不作评价的分寸感。确实也是，他是个难以评价的人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共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后来又被清除出党，大起大落。又听陪同者介绍，有人建议要扩大墓的范围，升格为陵园，称之为“独秀陵园”。我已有数年未去安庆，但愿这一建议已经落实，让独秀能安息于林中。
与陈独秀生活在同一时代，安徽颇出了一些名人，屈指数来就有胡适、陶行知等。胡适对他熟悉的这两位朋友有个诙谐的称呼――“徽骆驼”。他的意思是指独秀和行知二人在为人处事上有着骆驼的秉性，勇于负重，甘于奉献，却又有些执著。从学历上看，陈独秀不如那两位。胡适和陶行知都获得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事业大张，一人号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另一人被誉为“人民的教育家”。而独秀这位前清秀才，出洋仅在日本短期学习过，没有得到一张像样的文凭。但英雄不问来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巨人。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改革，很想倚重他，就请他来北大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因担心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阻扰，被看作是老实人的蔡校长也耍了点小花招，在上报陈独秀履历时做了假，称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然，独秀无愧于蔡元培的识人之明，与同人合力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北大办得生气勃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一本《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有许多青年看了这本杂志后走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路。
陈独秀另外的独秀之处是他思想的敏锐。他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少数中国人之一，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总书记。这是他人生旅途中最光辉的一段历程。他个性坦荡而又偏激，出语直率而有锋芒。有一次，他遇到熟人沈尹默，径直批评沈写字“其俗在骨”。沈尹默以此批评为鞭策，发奋练字，后来终于成为一位书法家。陈独秀是性情中人，身为北大教授竟亲自去剧院撒传单，被当场逮捕也毫不在乎。在狱中他断言，监狱是革命者的研究室。他对旧世界批判的锋芒之烈，引得社会上传言纷纷。有人听到传闻的流言，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要批判孝道，主张儿女要反对父母。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他的父母已去世，只有他的儿子才有反对他这个父亲的权利。像这种我行我素的独秀性格看来并不适合搞政治，当领袖，但他还是搞了，当了，并且一当就是六年。当领袖的素质需要的是成熟，需要的是权变，终于在时代大潮的波澜起伏中他掉落下来，由一个党的领袖成为党外的旁观者。
独秀经历中最后一个亮点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去了作为大后方的四川，隐居乡间。尽管生活贫困，他仍断然拒绝国民党高官的馈赠。不管是过去的同事胡适所赠，还是过去的学生傅斯年所赠，都一律谢绝。在他去世时，四川江津的住处家徒四壁，能吃的东西只有墙角的一堆红薯。因为他的长子、次子都已被国民党杀害，丧事就由小儿子操办。由四川几千里水路迢迢，装着灵柩的船从长江头向长江尾驶来，这位困倦的游子返乡了。“徽骆驼”乏了，安息在故乡的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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