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夏的旅游线路铺展到香格里拉之前，这个不中不西，看不出来头却引人遐想的美丽名字对我来说只有两个混杂不清的概念：一家奢华的高级酒店和一片记不清在云南还是西藏的世外桃源。
如今空间的跨越变得越来越迅速轻松，却让人一下子难以适应并融入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成了冒失的闯入者。当我们的车沿着金沙江一路上溯，从云贵高原攀向青藏高原，窗外的高山、急流、草原、牛马，以亘古未变的安然姿态，默默地将载着我们的黑尾巴机器拢入胸怀。尘世的心，在这里不知所措。
要和这片圣土对话，看来还得要翻译――车上那位被高原阳光亲吻得黝黑健康还透着红光的藏族导游扎那，再适合不过了。
关于这片灵性的土地还要从头说起，扎那生硬却饱含激情的普通话让这神秘梦幻的名字变得血肉丰盈――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一战”初息，“二战”在即，在西方世界饱受军备竞赛，经济危机和工业污染之苦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将寻求人类精神安身立命之所的目光投向了东方。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首次描绘了一个深藏在群山峻岭中的永恒和平之地――香格里拉（singri-la）。据说希尔顿对这幅美丽图景的构思来自美籍植物学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关于他在中国西南探险考察经历的文章和照片。而“香格里拉”这个新造词汇则来自藏传佛教中“香巴拉王国”的传说，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这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伊甸园，掀起了全球性的寻访热潮，从惊喜到失望，一路波折――最终在1997年归于平息――根据专家们对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综合因素的考察证实：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不知你们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是什么样的，如果是优美舒适的地方，你们恐怕要失望；我们的旅程是艰苦的，为的是寻访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纯真的生存状态，这里没有豪华的物质享受，有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安宁。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都不一样，她代表你最喜欢最向往的状态。”从扎那的话语中看出他读了不少书，一问才知道他在家乡读到了初中毕业，加上好学多思，与同辈相比是个“知识分子”。他说学习汉文化的确给了他更多接触和了解外界的机会，这点上他是幸运的；然而见识的多，想的也就多了，现代社会带给家乡的变化让他常常陷入矛盾和苦恼之中，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单纯而快乐，他说这是读书带来的唯一“不幸”。
扎那的家就在香格里拉，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两天的路程，要翻山越岭，只能骑马加步行。家中除他在外工作，家里人都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指着草原上醒目的白塔，扎那解释说，藏民们都把自家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保存在集体修建的白塔中让大家共同享受。在这里，哪家办婚丧大事全村人都会带着食物和用品前来帮忙，人们不分彼此，和睦融洽。然而现代生活的触角无孔不入，小卖部开进了村庄，孩子们从娃哈哈和方便面中知道了钱的价值。扎那说他通常都把大部分收入交给母亲保管，有次回家竟发现几千元钱变成了几十元，原来调皮的小侄子们用1元5元的小钞和祖母换一百元――在老人眼里这都是纸，没有区别。
扎那是个孝子，他努力工作挣钱带全家人去了一趟北京，实现了藏族人心目中的人生理想之一――看毛主席。原来，扎那曾从事远比导游更赚钱也更刺激的工作――为雪山探险队做向导。他却在三年前发下重誓从此不干――由于绝大多数探险队来自日本，让扎那长期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同胞受辱的历史也是藏民心中的钝痛。比起热爱的冒险事业，扎那坦白地说做导游麻烦得多：“放羊放牛容易，放人难，游客不听话嘛......”
不过导游的工作为扎那的另一项事业提供了便利。在中甸与四川交界的地方，扎那办了一所收容孤儿食宿学习的希望小学，除了扎那的工资，小学的维持更多还得靠社会支援。扎那拿出孩子们的照片给我们传看，轻描淡写地说，小学几经关门危机，但都挺下来了，现在他的办公室每天都有两三个捐助包裹，如果我们有旧衣服和不用学习用品，也可以寄来，汇款就谢绝了，因为“钱这东西，太虚幻”。照片上孩子们的脸，和我看过的贫困救助对象的神情都大大不同，灰尘和破旧遮不住他们黑红健康的脸色，他们不会向人展示哀愁和贫苦，而像高原草甸上的杜鹃，显示着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从惊讶到敬意，最终归于内心愉悦的平静，我知道――香格里拉，不再需要去雪山草甸间寻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