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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发那天，父亲早早起来刮了胡子，像年轻了好几岁。
父亲终于在四十五岁这一年实现了他的一个愿望――让他的女儿上研究生去。
我是村里的第三个研究生，确切地说，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的第三个公费研究生。
在我高考失利后，父亲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压力，让我考研。大学四年里，我拿的每一笔奖学金都作为生活费――每年十个月的生活费的一部分，寒暑假基本在打工和实习中度过，平常的日子则是上课、读书以及在校报做一名学生记者。在校报的日子，我过得很充实，慢慢认识自己、相信自己――那时我以为，以后我是要当记者的，这就是我要走的路了。2005年1月，正在读大四的我通过了连云港《苍梧晚报》的初试和笔试被录取，然而父亲丝毫没有替我高兴，依然是扔出那句老话：“你考上研究生我才满意！”这时，离我走上考场只有半个月了。
几个月后，看到父亲翻来覆去地看我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原谅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不听话”、放弃了与父亲的“斗争”，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孝顺――我终于再一次让父亲满意，让他放心了。
九月，我第一次和父亲一起坐在来南京的长途车上，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讲话。对于我和父亲来说，南京有着不同的意味。父亲曾在南京有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胡子拉碴的，身穿中山装，身后就是老城墙。那是父亲十多年前在南京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城墙，是我关于南京最初的印象。而对于我来说，南京则是一个新的开始，等待我的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校园，是一段崭新的生活。
宿舍安顿下来，已经是下午三点，我们出去吃饭。父亲点了一碗面，这是他的习惯――每一次出门在外，父亲基本都是只点一碗面，跟他一起出门的叔叔大爷们在这一点上非常不乐意，谈到这一点总是说他抠门儿。饭后我去买一些生活用品，父亲则在附近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但找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我决定和父亲一起去找，结果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就看到一家宾馆还有空房，进去一问：一百元一个晚上。父亲立刻摆手说“不住不住”。离开宾馆后，他小声跟我说：“一百块?那得多少斤小麦啊？我在哪儿不能睡啊？”听到他这样一说，我立刻急了：好不容易出次门，怎么这点钱都舍不得花呢。后来，我们一起又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十五元一个床位，一个小房间里有四张上下床，父亲住在上铺。看着高大的他在那张窄窄的小床上躺下，我想到那个城墙边上没刮胡子但有朝气、穿着磨损但干干净净的中山装的父亲――我长大了，父亲也悄悄老了，我不再和他怄气，他也不再对我严厉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吃完早饭回学校找我，说他要回去了。父亲留给我的卡里存了一万多块钱，他说：那七千块是以前给你准备的学费，你去买台电脑吧，写东西要用。
父亲是当天下午到的家。母亲说，到家后父亲吃了两碗米饭，边吃还边夸南京的面比别的地方好吃。（请作者与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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