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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四日学校和系为魏先生举行了隆重的九十华诞祝贺会暨学术讨论会，使人深深的感动，会上许多领导、学者、师生等等发言赞扬先生的师德与业绩。但从我和先生相处共事的感受，觉得意犹未尽，特补充我切身体会。
我有幸是先生的学生、下属、同事，先生的为人和品德，学问和师德使我敬佩。先生自52年至84年分系为二个系(即物理系和信息物理系，现称电子科学与工程系)一直是物理系的系主任，其中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作为“牛鬼蛇神”的“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海外回归的“特嫌”而关进“牛棚”，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所以他在物理系系主任任上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政治运动不断，人际关系被人为地制造紧张，在“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控制下，要开展教学科研工作非常困难，但物理系在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全系师生职工协作努力，还是强劲地发展了，创立了声学、核子、晶体、半导体、理论、低温、磁学、无线电等专业，成为全校最大的系，而且先生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是“理论和应用并重”，让教师以其所能，发挥其长(有的长教学、有的长研究、有的长理论、有的动手能力强长实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所以，原本偏重於基础理论的物理系，应用物理亦发展得很快，后来还有“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建立。
先生留学美国学的是核物理专业，回国后他根据国内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实际情况，而改行从事当时几乎是空白的声学研究，从他指导声学研究的情况看，他既从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看到长远的发展前途，把声学研究推向各个方面，如电声学、语言声学、建筑声学、水声学(因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但为国家输送了人才)、超声和医学生物声学，文革后还建立低温声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方向都是应用性的，但先生从来不放弃理论上探索，经常叮咛学生要重视物理学上的研究。由于他重视物理，且有扎实的基础，所以他思维活跃、学术思想灵敏而且学术视野宽广，深知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所以他不会只顾自己领域的发展，排斥他人，而是关心扶助其它学科的发展，他和物理系其它专业的教师、专家都相处融洽、友好，他关爱同仁、下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他从不讲自己遭受的残酷迫害，而屡次向我提到对半导体专家熊子敬教授的处理不当，表示同情、婉惜和不满。他对我说：熊先生留学美国，在美时就有很出色的实验工作经验和成绩，是一位有水平的实验物理学家，熊先生出於爱国心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早期就回国参加建设，1956年曾被集中到北大，为国家创建半导体专业时，作出过贡献，可是后来由于他对时弊直言不讳的评论，犯了“戒条”、“禁忌”，把他作为思想反动者批斗而未能重用，魏公深为之不平而自责。实际上对教师政治上的迫害，和魏先生毫不相干，他的自责倒是对我们(党的干部)是严肃的批评。再有一件事在2002年初，春节拜年时，他知道了当过兰州大学校长的徐躬耦先生调回来后，在住房上未得到应有的待遇，而为之不安，建议我代劳写个报告向校领导反映，当我把草稿送去时，正值他身体不适在休息，听到我讲话声，就在房内叫我进去，他从床上起来，认真看了我写的草稿，并提出：徐先生在他生病休息期间代理过系主任工作，1956年在国家非常困难时，就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去支援甘肃兰州大学任教，徐先生由于他的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从一位教师到物理系主任、到校长，为落后的西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我们不能忘记徐先生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光荣啊。在他的推动下，两个系五位院士都在报告上签了名，引起校领导的重视，解决了徐先生的住房问题。
当年魏先生当系主任，虽然那时校领导中，不乏英明之士，如郭影秋校长、匡亚明校长、杨世杰教务长等都全力支持他工作，但国家的大环境是处于最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教师待遇微薄，政治上遭岐视，且政治运动不断，人心不安，先生在如此困难中，三十年主持系政，物理系还是艰难地、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全校最大的系，全国高校物理系中有声望的系。这和先生的为人、师德、学风以及敬业精神及其对大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为物理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后来发展产生了信息物理系(现名电子科学与工程系)，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近代声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科学系等。
魏先生有一颗赤忱的报国之心；他有扎实的物理学基础理论功底而又富有学术灵感和活力，推动了物理学在应用学科的发展；他有仁爱之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的敬业精神和为人处世的亲和力、凝聚力，感染了全系师生。他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值此他90华诞喜庆之时，我们向他祝贺，祝贺他健康长寿，阖家平安幸福。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发扬他爱国、敬业、仁爱的精神，这对当今建立和谐社会是有深远意义的。只要我们各级领导象先生那样爱国、爱校，对人有仁爱之心，我们的专家学者象先生那样互相关心、协调各学科的发展；只要全校师生员工大家和谐相处，“世界一流大学”就不会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可以达到的目标，让我们努力吧!
魏公，是师表，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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