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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琳相识有五十六年。我们是同系同学，她比我高两届，她引导我走向革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在气象系工作，是亲密的同事与同志，我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她的去世，使我们的深情厚谊化成悲痛和敬佩两股感谢，汇聚在我的心头。
解放前曹琳同志在中央大学学习。她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反蒋爱国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地下党。1949年“四一”游行、示威、**时，在总统府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殴伤。解放初期她担任过青年团理学院支部委员和党支部委员。她密切联系师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老师和同学中很有威信。1950年我在南京市立第三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参加解放后第一届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根据志愿被录取到南京大学气象系学习。第一天报到，我就认识了曹琳同志。她对同学的热情与关心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曹琳同志的突出的特点是对人和蔼可亲，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她关心同学的思想，平等待人，在各方面以身作则，从不以先进自居，帮助同学们走向进步。她与同学一起积极热情地参加政治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使我们从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的高度理解中国革命，参加到革命工作。解放前我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不满，但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对政治无好感，只知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减轻父母的负担。解放后，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把工农劳动人民从无边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但我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感恩的思想水平上。是曹琳和其他同志对我的真诚帮助，使我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批判了轻视政治和单纯的报恩思想，逐渐建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由曹琳和章嘉民两位同志介绍入党。此后，她们并没有因我已入党就认为完成了介绍人的任务，仍一直关注我的思想言行。当我获得成绩而兴高采烈时，曹琳会提醒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当我失意和受到挫折时，她鼓励我吸取教训、正确对待。曹琳是对我感情最纯真，友谊最真挚的终身良友与好同志。
曹琳同志在政治工作中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掌握政策且与人为善。“三反五反”时，我们在同一个“打虎队”中，动员学校总务处的一个负责人坦白交待问题。当时，运动压力很大，有一个说法是，“常在水中行，岂能不湿鞋”。很多打虎队都取得成绩。但那位“对象”坚持说没有贪污，甚至痛哭流涕，形成僵局。曹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不采取盲目“轰”和用隔离禁闭方式。而是对他反复讲政策，同时找他的同事、亲友以及他的家人做细致的调查分析。最后因没有找到证据，便结束这场“打虎”工作。当时我内心十分佩服曹琳的求实态度和负责精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气象系运动负责人的曹琳同志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与剖析，起了带头作用，使大家对她更觉亲切。在帮助系主任朱炳海教授做思想检查时，还热情地请朱师母参加。师生们对朱先生的家长式领导、缺乏民主的作风提了很多意见；也指出了他在检查中的一些过头和不当之处，如：他把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提高到假公济私，甚至把他提出“把南大气象系办成一流的系”批判为个人英雄主义等。朱先生对两方面的意见都表示诚恳接受。朱先生的自我批评通过后，曹琳同志买了猪肉和面粉，带着一些同学到朱先生家里包饺子会餐，祝贺朱先生的思想进步。在曹琳同志的引导下，思想改造运动在气象系增进了师生间的团结与和谐。
曹琳同志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学生非常热情。讲授过普通气象、水文气象、小气候原理、小气候观测等多门课程。她认真备课，编写教材和讲义，课后经常深入到同学寝室中征求意见，答疑辅导，耐心地帮助困难学生，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学生、调干生和留学生。她专门在每周安排时间开“小灶”进行内容复讲和个别辅导。因而他曾当选为优秀教师。六十年代，我校地学各系接受或参加了许多全国重大综合考察任务。她参加了热带作物及橡胶种植的气候考察、内蒙古草原气候考察、三峡小气候考察。每次外出考察，她都是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段和险坡第一线实战，甚至夜以继日冒着酷暑寒风，在狂风暴雨中作业，深夜还点着蜡烛进行资料分析和统计计算。这些项目对我国种植橡胶、开发草原和三峡水电枢纽建设都做出重要贡献，草原综合考察是六十年代南大五朵金花之一。七十到八十年代，她参加过丹江、万安水电枢纽工程可能最大暴雨估算研究及赣江流域可能的暴雨洪水灾害研究，曾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成果奖。曹琳同志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几十年，却从不争名夺利。
1958年他带领学生到三峡作野外考察实习回来，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汇报思想，讲述了她在农村见到的一些不良情况，十分担忧。如：粮食收割中草率马虎，造成浪费；农村干部浮夸，夸大和虚报产量，甚至伪造生产现场；在大办食堂中，粮食不够，干部摆排场大吃大喝，老百姓吃不饱，甚至出现了浮肿和死人的现象。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的这些在党内的如实汇报和对农村局势的忧虑被作为右倾思想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爱人杨世杰同志(解放初期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文革前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作为南大校级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三条黑线的之一的黑司令被批斗和隔离审查，遭受严重迫害以至摧残致死；曹琳同志受到牵连，被打成气象系黑司令部成员、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她面对和遭到许多冲击、批斗和摧残时，还找机会鼓励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以共产党员的党性面对一切，经受考验。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政策，曹琳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仍然奋发努力地工作，直到离休。
今年春天，曹琳搬了家，新居在港龙南大家属区。位于秦淮河边。附近风景秀美，空气新鲜。与儿子杨鼎，媳妇孙丽和孙子住在一起。儿子和媳妇的工作稳定、顺利。我们和她都很高兴，希望她能安度晚年。今年7月中曹林同志打来电话说，他与谢家极等几位老干部相约到连云港旅游。我想她从来很少旅游和休假，便鼓励她，如玩得好就多住几天，以避南京酷暑。但7月底，她来电话说，发现右臂肿胀疼痛，已提前回来。我建议她最好住进医院系统检查。几经转折，八月底在老干部处的督促与协助下，住进子省中医院。化验检查发现抗癌原高，下食道有癌肿，右臂肿胀是淋巴压迫所敢。进医院三天后，发现小便不通，立即进行透析。经检查，肾脏良好，小便阻滞是由于淋巴肿胀压迫输尿管所致。长期透析将导致肾脏衰竭，不利于食道癌的治疗，必须尽快采用膀胱镜插管技术，打通输尿管，恢复自然排尿。这虽然是一个小手术，但对她有风险。由于淋巴肿胀压迫，如插使输尿管破裂，后果严重。需要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经过努力，请到知名的泌尿科主任顾晓箭教授成功地进行了手术。小便立即正常。但痛心的是癌症已到晚期，不几天，出现了胸腔及半身积液，导致心率过快和呼吸困难。排吸积液后，心肺问题虽有缓解，又出现体温增高。几番折腾，曹琳同志已经极度衰弱。她清醒地用微弱的声音对子女说：“每天一千多元的输液，浪费!停止用药吧！”子女们和医院同意改用中医治疗。子女们日夜奔忙，指望中医会有神效，但终究不济，两天后，她的身体进一步衰弱。25日下午，心率、体温和血压缓慢降低，于当晚8时40分安详地闭上眼睛。去世前她已有遗嘱，不开追悼会，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捐赠给南京医科大学。
曹琳同志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功绩，没有专家教授的大名称，但她在党分配给她的教师岗位上，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从不争名夺利，争高嫌低，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党的事业。她曾遭遇了种种艰难和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但她对自己的理想始终不渝。克己厚人，困难留给自己，快乐让给别人。她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免。但她不愿多花费国家的钱。住医院期间，她积极配合治疗，很少提要求，不愿添加医院的麻烦，得到医护人员的好评。她捐赠了自己的遗体，对社会作最后的贡献。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好女儿。她的精神是伟大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26日，即她去世的第二天上午十时，遗体由南医大派车运走。九时，她的子女、几位近亲和我们几个同志共十余人在医院太平间作最后告别。她虽未化妆，但体态安详、柔和，微温，与生前完全相似。她睡着了!我们真舍不得离开她。
曹琳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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