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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最近到南大做了一场很精彩的演讲，题目是人文精神和艺术创造。他对人文精神的解释是：它是一种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对时空的关注；并且把这种关爱和关注都变成一种文化。
结束演讲后他给学生留出提问时间。有学生问：马路上有这样的标语，“以不闯红灯为荣"，将人人都应遵守的规则变为某种荣誉，这表明领导者对人文精神的关心，还是民众人文精神的沦丧？
余秋雨说：首先不能将此类问题上纲上线。闯红灯者很多是中国的现状，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红灯亮起而马路上并没有危险，对个人来说完全可以安全穿行。此时遵守“不闯红灯”规定的意义我想是为了孩子们。他们没有规则概念，却有很强的模仿能力，若我们违反规定，将无以教导下一代。这涉及到公众事务领域。欧洲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将此空间界定为公众课堂。
余秋雨说，我在德国时与一个德国朋友一道过马路。红灯亮了，而四周没有任何车辆通行。穿过马路根本不成问题。德国朋友站住了，我也站住了。我问他，没有任何危险，完全可以通过，为什么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通行呢？德国朋友说，这是为了孩子。他说，闯红灯而出危险的，绝大多数是孩子。如果我们看到红灯亮了，还要穿行，那就会给孩子们留下很危险的印象。你现在看到周围没有一个孩子，但你能肯定，在周围的某一个楼房的窗口，没有孩子正在注视着我们吗？
余秋雨说，我国只有两大空间：家庭空间与朝廷空间。前者让我们懂得妇道和孝道；后者使我们明了王道和霸道；而中间的人道，却没有空间和时间给予说明，从而更无公共空间。他说，一百多年前，鲁迅就曾撰文议论过此问题。国人常不明白的是：自己家事与他人何干？正反映他们缺乏公共空间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一位年轻诗人曾写到：“小巷狭又长，我拿着钥匙，敲打着高高的墙。”高高的墙中或是官衙或是家庭，唯一剩下的公共空间只有一条小巷。而小巷狭又长，使得我可能连任何大门都打不开，连任何钥匙都找不到。
余秋雨说，古代县官出衙，永远举两块牌子――“肃静”、“回避”。从古以来中国都不太有公共空间，造成我们对“公”的概念非常模糊。如今我们仍能于路边看到这样的牌子，“为了你的家人，请遵守交通规则”。这些告示都集中于家庭空间，从来没将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话题讨论。以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公共空间是家庭的延伸。只因他人非我家属，他方非我家院，我就勿需珍惜而任意可为。公共空间的缺乏，造***精神的稀薄。
拓展公共空间，并在其中浸染更多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觉醒的意识。而实践这样的意识，我们完全可以从身边做起，从不闯红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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