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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我童年的伙伴阿昌从湖北老家送儿子到南京来上大学。
我们已经22年没有见面。他是那么苍老、谦卑，那么沉默寡言。我说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我带你到处转转。他说不了，家里还有农活搁着，放心不下，等以后有机会吧。
我想要不是因为儿子读书，他恐怕是不会来我这里的。这并非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好，恰恰相反，我们从前是非常要好的同窗学友。是岁月和距离阻隔了我们。
他拎了许多老家的土特产，对我说：“今后小儿还要靠你费心关照呢。”他是多么拘谨，生怕讲错了似的。我与他推推搡搡一番，说：“你太见外了，都是老同学，这是应该的。”
面对这位同伴、同乡、同学，我感到好陌生。可是我们曾经一起玩耍一起读书。那时，他的成绩与我不相上下，全村最有希望跳农门的就数我们两个。
上学的路上有一条宽阔的河道，把家和学校隔开。清晨，旭日东升，我们轮渡去学校。傍晚，夕阳西下，我们再轮渡回家。对岸有学校、商店、马路和汽车，我不知祖辈们为何不愿迁徙，偏要守着落后的村庄。
1984年夏天，雨下得很大，河水滔滔。我和阿昌一起参加高考。这可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关键。然而就在这天早上发生的一件小事，改变了阿昌后来的人生。快要开船的时候，他突然拉肚子要上厕所。我在船上打招呼，要求船夫再等等，但多数人都不同意。尤其是赶集卖菜的人，更是催着快开船。船离岸而去。阿昌只能等下一趟了。
这次小解给阿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语文缺考，因为迟到半小时就不能再进考场了。
在火热的八月，我如愿以偿收到录取通知书，随后一直读书，毕业分到南京上班。阿昌没有复读，他回家务农去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其实中间我有几次回湖北，都没有见到他。他的家人说，出去打工去了。到哪里打工去了？他的家人又说，不是太清楚。我找他是因为关心他，想看看他，毕竟我们是好朋友。可他像故意躲着似的，我也就不再勉强了。
我后来常常想，如果那天阿昌没有拉肚子，或者船夫再等等他，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在城里，我成家迟。阿昌的儿子都上大学了，我的女儿还在读小学。我让女儿管他的儿子叫哥哥，这时，阿昌的脸上一瞬间露出比较复杂的感情。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童年的时候，同窗的时候，我们都差不多。刻苦学习，憧憬未来。将来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老师总是这样问我们。这就是乡村的理想教育了。但是后来大家却走了不同的路。失散了，隔膜了，以至于22年后的今天是如此的陌生。
命运有时很捉弄人。它埋伏于偶然间。让人不经意间拉下一趟，却是永远地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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