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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是杨绛女士的大作，几年前出版后就一直是畅销书，一再加印，笔者2007年初在书店购得的已是第22次印刷本。作者年近九秩，激于怀念逝去亲人的深情，将无尽思念注于笔端，写成后就成洛阳纸贵的佳作，故而值得推举供阅读、欣赏。
《我们仨》中的仨除杨绛外还有她的夫君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这两位相继在1997年早春和1998年岁末因病去世，女儿患绝症先行，引出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酸辛悲剧，后又有钱先生故去，使得三里河的钱府只剩下她一人独守。按她的说法这里已不是家，成了客栈。虽有人去楼空的孤寂，但杨绛女士动惯了的笔没有停下。她先译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著作《斐多篇》。这是柏拉图追忆他老师苏格拉底在被处死刑前与弟子生离死别时的对话，其中大段是苏格拉底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和对人亡后灵魂归宿的揣想，内容深邃幽远。她译完后感到不啻是对自己全身心的一次精神洗礼。但译名著有所思还只是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心中块垒，不如信笔直书来得畅然。直书的结果就完成了这本《我们仨》，她要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来纵情地思念失散的亲人。
当然这本书的价值与书中记述的“我们仨”有直接的关系。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文坛巨匠。钱先生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博学多才的学者，至少也可称是少数几位最有学问的大学者之一。钱先生的学述恣肆汪洋，读书极多极广，对中外学术的大经大典都有所涉览。即使撇开学述不论，就以他的小说《围城》来说，其中的机锋妙趣也让读者涵咏不尽。而他生时又绝口不言自己的事，不让给他写传记，不让为他出全集，有着古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谦然气度。这次有与钱先生相知几十年的老伴执笔，要把他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从《我们仨》的文笔来看，杨绛语言直白，叙事流畅平实，文中不用典，也没有文白相夹之处。读来如轻缓之风，慢慢飘来，娓娓道去。这是作文用笔的一种境界，从风格上寻源与清代笔记《浮生六记》有些相像。杨绛曾写过记录她文革生活经历的《干校六记》，那就连文风带书名都有了出处。有人评价清初文人钱谦益、柳如是夫妇，夫是文坛领袖，学富五车，文字老辣；而妇下笔有六朝人文字的清丽气，与夫君的着意用笔相比如无所行事，当然也显得更自然。而这与《我们仨》的文字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从结构上分析，《我们仨》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段是梦境般的虚幻故事；后段讲述的是一家三口的欢聚情缘。虚幻故事说的是三人在古驿道离合，“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古驿道上相失”。开头述说钱钟书先生突然被一辆汽车接走，就不再回来。家里人去寻找，找到一条古驿道，然后在一条船上见到了他。“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钟书侧身卧着，腹部匀匀地一起一伏，睡得很安静。”实际上古驿道指代的就是医院。作者在这里借用的是现代外国文学创作中常用的荒诞派手法，描写似幻似真。环境虽被虚幻，但人伦亲情却非常真切。在船上，“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下。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钱瑗）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直到后来钱瑗也上了船不回来，与父亲先后消失在古驿道上。作者则孤单地“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怅惘地离别了亲人。此处用虚幻手法似更便于表达她复杂的思念之情。
书中后半部分讲述的多是家人平常的生活琐事，其中也都以情相牵。作者肚里怀了孩子，想到的是自己要“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这位孕妇仍不乏幽默感，又想到“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书中还写到大学者的笨拙之处。一天到产院探望的钱钟书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一问才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睡在床上的产妇安慰他：“不要紧，我会洗。”不久他又弄坏了台灯、门轴，得到的答复仍是“不要紧，我会修”，后来果然一一修好。
作者就是以这样无数细琐的小故事，编织成了“我们仨”之间绵延不绝的亲情密网。由芥子而见须弥，这种白描手法虽淡淡轻涂而使姿容尽显，遂使文章成为绝妙好文。谨祝愿杨绛老人保泰善养，暇时勤写，给我们多留下一些像《我们仨》一样耐得寻味的精美文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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