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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1976年6月到1986年8月的太阳活动第21周期，是自1755年以来第二个极强的太阳活动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发起了一个“太阳极大年”（简称为SMY）的国际性观测计划，有20多个国家的几十个科研单位参加。在国内，中国科学院迅速组织了以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云南天文台为主的全国联测系统。并于1980年9月起，我国正式参加了SMY联测活动。
当时，我是南大天文系射电天文专业的教师，更是国内最早培养的射电天文技术人员（与我1960年一道接受专业培训的二位同窗好友：丁光星于1978年英年早逝；武勋在1964年调离南大，也早已病故）。1975年我主动开始筹建射电观测室，为南大天文系力争参加“第21周太阳活动峰年联测”，提供了“技术”保证。因陋就简地在天文系（又称天文台）后面盖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加固平房，房顶平台安装射电望远镜，房内是接收仪器设备，这样“上下连为一体”就是射电观测室（亦称观测站）。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把射电望远镜安置在这里，观测条件很差，巡视天空所限，每日预测时间至少要少掉一个小时，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惟有认真踏实地工作，尽心竭力去拼搏！
1980年4月，有一天正当太阳激烈活动时，射电望远镜的驱动系统出了大毛病，变速箱里的拨叉突然断裂，以致望远镜瘫痪了！工厂不能马上来人检修，至少要中断两三天观测。我心急如焚，这时停止观测，如果放掉了“射电大爆发”，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怎么办？不能等！自己动手修吧，又是头一回，没把握。迫不得已，我便带着室内两位女同事立即动手，大胆地干起来了。春天的夜晚，天线平台上颇有寒意，我趴在布满油污的冰凉水泥地上，一头钻进望远镜基座底下拆卸电机，调试螺丝，干到了深夜，直到望远镜正常运转才松了口气。
自1979年初参加太阳活动峰年联合观测以来，每年观测达3500小时，五年来共观测到大小射电爆发约计1200个，记录到13个射电大爆发及特大爆发事件的变化过程。1982年11月26日，天下着小雨，在观测室里，我仍然坚守在接收机记录仪旁，没想到10时许突然记录到一个特大射电爆发，来势又快又猛，爆发增量之大，以致我有点措手不及，还是幸运地记录到这次特大射电爆发“时空”变化全过程，深感欣慰。又一个没想到，国内南北天文台站；一个未开机观测，一个观测失败，我便以“南京大学射电观测室于11月26日10时34分20秒接收到太阳3.2厘米波特大射电爆发，其爆发增量为宁静时的30倍，这是今年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复杂爆发。当日下午由《新华日报》“快讯”对外报导了。为我国处在特有地理跨度上提供了有价值的太阳活动资料，而感到自豪。（一周后，证实“爆发”增量30倍准确无误，也表明南大的观测资料精度达到国内同类型射电望远镜的先进水平。北台、紫台都是1966年开展巡视太阳观测工作）。
1982年6月23日，南大天文系召开了“全国太阳射电常规观测资料（现场）交流会”，为期三天。全会认为“南大天文系的同志在困难的条件下，而在望远镜维护、观测资料整理上取得很好的成绩，是值得学习的。”天文系射电观测室被评为校先进集体。基于峰年期的实测资料和观测研究，我在《天体物理学报》、《南大学报》、《新华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了“3.2厘米波太阳射电爆发与地震活动的相关探讨”等4篇论文和“太阳活动与地震”等4篇科普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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