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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一支红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我的父亲陈嘉生于1907年9月18日，我们时常在他生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surprise”，唱《松花江上》的“九一八”，他就会假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惹得大家哈哈笑。他是个十分有内涵而又幽默的人。
1929年父亲在北京清华学堂念书，由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耶鲁大学文学博士。1934年毕业时，他的大学好友已为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上海，先后就任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父亲与母亲于1937年结婚。接着“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入东北，并向内地推进。为保存教育阵地，大学纷纷内迁，1939年父母随学校，赴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执教。
1945年抗战胜利，父母均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时父亲在美国的好友又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待遇很优厚，并劝他不要再过生活不稳定、民不聊生的日子了，但他还是没有去。
1949年南京解放，母亲留在了南京，没有去中央音乐学院，他俩双双于195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父亲被选为南京大学党委委员。没料到1966年的“文革”突如其来，9月12日父亲被《新华日报》头版抛出称之为“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牛鬼蛇神”。我们被抄家，扫地出门，父亲搬进了单身宿舍的地下室，春天地下室涨水了，又迁至三条巷的工友居住区；每天不定时地要接受批斗，他最不理解的是“我怎么会变成人民的敌人了？”。1969年，父亲终于被“解放”。他立即投入教改小分队的工作，终不敌劳累，病倒住院。出院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教学、工作。
三次赴美。1984年应聂华苓女士邀请，父亲赴美国参加“International Righting Program”会议，作比较文学的演讲。当时我陪同他去访问了他阔别半个世纪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演讲前，主持会议的系主任高兴地告诉大家，他们从档案中查到陈嘉先生毕业时的各门课程全部为A，立即获得一阵热烈的掌声与羡慕的眼光。
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他在文革前起草的已接近完成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手稿因“浩劫”被抄家抄掉了，文革后，他又重起炉灶，每天在案前工作到深夜。他常开玩笑地说，他是个老黄牛，拖着破车一扭一扭向前走。他在临终前，这两套书终于出版了。
八十年代初，号召博导也要上本科第一线，已75岁高龄的他带头上本科课程，考试还分口试、笔试两种，口试三人一组，七、八十个人搞了两天。笔试他亲自阅卷，登记分数时，分数登记纸上的格子很小，我让当时为中学生的女儿帮他誊写，可他还教我女儿把登记好的分数再报一遍由他校对。他说：“这是学生辛辛苦苦学的分数，可不能把它搞错了啊！”他的心里总是想着学生们。
父亲内心充满着理想与信念。1977年当他七十岁时，他信心十足地为自己制定一个再干十五年的计划，至少要干到85岁，他还计划要写很多书。
我的父亲，他像一支红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我的父亲，他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永驻我们的心田！
（陈励先：陈嘉先生长女，原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该文是应邀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年11月10举行的陈嘉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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