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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田家炳四楼植物标本馆的小门，一阵携有百年草木清芳的樟脑味扑面而来，澄澈了我的心。回转于馆内一排排高大的标本柜间，就像走进了幽深的隧道，昏暗的历史光线透出一份神圣感。它愈加强烈，令人静静地身处其中，不忍惊扰那已睡着了的自然。
关于南馆，你无需了解煌煌巨著《中国植物志》的哪些卷册在这里书就；无需了解这里禾本科和蓼科收藏执全国牛耳；也不必知道有多少图鉴的插图临摹于这里的标本；你甚至不必知道它成立的年代，所有的疑问和好奇都在它的国际标本馆代码“N”前嘎然缄默。数以千计的标本馆，每个都有自己的馆代码，馆代码虽不是英雄榜，但一个字母的馆代码总是给了那些历史悠久，贡献卓越的翘楚。南馆和英国皇家植物园（K）、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S）等一起，成为少数享有此“待遇”的标本馆，国内独此一家。
轻轻拉开一扇柜门，浸满沧桑的“金陵大学”四字在内面显现，按系统排列的蜡叶标本累累叠放，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拿出一份，打开夹纸，双手平摊，一株采于1884年的杓兰静卧在泛黄的台纸上，行云流水般的身段一经绽放便是百年，超脱战火、流离与变迁。标签上中文、英文、拉丁文以及威妥玛拼音共陈一处，记录着采集时间地点、采集人、鉴定者和种名科属等信息，学院派的字迹俨然书法。很多时候，标本在我眼中不只是科学的记录凭据，更是一件件艺术品。
步入寂静的标本馆，本身就是一份简单而真实的幸福。那种亲近自然、探索自然的博物精神，凝聚着大慧与大美，孜孜然簇拥着我，内心宁静而喜悦。南馆的体量很小，加上办公室也才五间房，但这丝毫无损它的学术地位。泰斗从这里走出，大师纷至沓来：陈焕镛、钱崇澍、胡先�、秦仁昌、方文培、郑万钧、张宏达、耿以礼、耿伯介、A．N．Steward、小山滋博……经由赠送或交换来到南大馆的标本产自世界各地，从英国邱园到美国国家标本馆，不一而足。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就看到了日本、巴西和俄罗斯三国的报纸，是寄送时用来夹标本的。
早期的标本多是由外国著名探险家采集的，如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Georgei Forrest以及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派遣的令“香格里拉”名扬天下的约瑟夫・洛克（J．F．Rock）。当我亲手查看洛克在西康采集的标本时，经历近一个世纪风霜的草木依然展现着它们最初的姿态，那些用威妥玛拼音拼写的地名和详细的生境描述，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南大一隅，俨然重返香格里拉。标本枝条上的地衣形态完好，想必当年洛克一定是为了保持原生态情形而细心保留。此时此刻，洛克的传奇人生和冒险经历突然显得如此真切，这种震撼远比四年前自己站在稻城央迈勇雪山脚下看他当年拍的照片来得强烈。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珍贵藏品可谓数众，大有一馆窥五洲的快意。
老一辈的植物学工作者们走滇藏，下两广，出关东，过西域，在条件艰苦的年代采集鉴定了大量标本，根据南馆标本发表的新种粗算就有两百多。即便是在南大西迁重庆沙坪坝的战争年月，先生们仍不忘科学事业，于动乱中勤恳工作，孜孜采集，令人起敬。恰好我的中学也在沙坪坝，看到耿先生在歌乐山采到一竹子新种并命名为“胜利箬竹”，感慨万千。Mt.Kolo就是自己常登的歌乐山，而“胜利”二字又蕴含了多少爱国激情！还记得一份杓兰属标本，三年之间经郎楷永和陈心启先生两次订正学名。从那三张定名笺上，足见前辈们治学之严谨。
接触标本馆的日子里，我意识到这里存放的绝不仅仅是珍贵的植物标本，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穿过标本馆那深邃的通道，我们便可以走进历史之中，去见证中国近代植物科学的萌芽与发展；见证前辈们卓越的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这是一部活的历史，它不仅属于南大，更属于整个植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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