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20日出版  总第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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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90 期 2012-12-20
百余万字著作新增屠城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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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5周年祭前夕,由著名民国史专家、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所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简称《全史》)于12月6日在京首发。
  4000万字的史料,3年潜心打磨,12位学者团队,全书共3册近110万字……《南京大屠杀全史》是继大型史料汇编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出版后,国内学界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著作。
大屠杀研究著作的里程碑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步平教授等在首发式上分别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以张宪文教授为代表的南京地区的一批历史学者坚持历史原则,对南京大屠杀做出了符合事实的科学判断,做到了坚持真理和维护真理。《全史》的出版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继《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以后,国内学界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75年前,10余万侵华日军在松井石根指挥下兵分数路,围攻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暴行―――南京大屠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发展,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开始大量出版否定侵略历史的图书,美化战争,公然集会叫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日本右翼共出版了近30本专著,散布歪曲战争历史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近30年来,在国内海**家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相继挖掘搜集出版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史料。上世纪90年代,我国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和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拉贝日记》、《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魏特琳日记》等。
  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张宪文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国内外近一百多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足迹遍布日、美、英、德、法、意、俄、西班牙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搜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中立第三国人士的日记、书信、口述资料及有关政府外交和军事文献,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至2010年底,出版大型史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计72卷。在此基础上,《全史》编者们努力收集新史料,再加以梳理求证,提炼事实,进而提出观点,近11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应运而生。
  据张宪文介绍,《全史》涉及南京大屠杀各个方面,用大量日方和第三方资料,对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性暴行、城市破坏及劫掠暴行,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全史》没有从战争写起,而是先介绍了战前南京的情况,重现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用事实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态度进行回击。
  “历史学者必须冷静,不会根据自己的某种需要选取资料。”张宪文表示。该书尽最大努力客观理性地记录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为做到客观、真实,团队筛选了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史料,放弃了可信度低的资料,并罗列了与同一史实意见相左的不同史料。为了确保史料、观点万无一失,12位编者及此书的策划编辑、责任编辑加班加点,反复核对史料、校对书稿。
还原真实的1937
  近年来,随着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也愈加深入全面。发掘新的史料,力图从不同视角还原真实的1937,这便是《全史》的厚重之处。
  以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史料、资料大都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其内容也主要以中国受害者方面的资料为主。《全史》突破单一研究视角,从受害者、加害方以及第三方等不同角度加以书写,这在以前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涉及。
  《全史》从日方资料入手,如松井石根日记、冈村宁次日记、中岛今朝吾日记、陆军省军务局档案等建立南京大屠杀史的基本史实,同时使用美、德等第三方资料。第三方资料,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而言具有独特价值,成为今天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破除各种否定或变相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重要证据。如:美国记者阿契包德・斯提尔于1937年12月17日发给国际部的特讯说:“我眼见每条街上都横陈着尸体,其中包括一些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老人,还见到成堆成堆遭处决而死的尸体。”(《南京大屠杀全史・导论》,第6页)
  区别于早期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情绪化和对抗性,近10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逐渐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开始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学术层面上经历了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化。在这方面,《南京大屠杀全史》是其中典型代表。张宪文说,以前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注重强调日军屠杀30万南京同胞,现在不再纠缠于遇难同胞人数,而是全面研究和正面阐释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问题。例如,《全史》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日军攻占南京过程中和攻占之后所进行的集体和分散屠杀暴行,第十一章则十分周全地介绍了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各大慈善团体、市民组织、伪政权和日军部队掩埋尸体的情况,读者通过阅读,从中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和认知。
  由于《全史》是在大量新史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方面采取新的视角,使得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全书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设章节进行专题讨论。如第七章中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本“居留民”、南京难民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心理等,以往学界极少关注。
  关于日军对南京城市的破坏,作者则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视角进行探讨,并阐述了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因大屠杀而被迫中断,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据此,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良芹认为,南京大屠杀也对南京市民进行了“隐性屠杀”,“南京大屠杀给幸存者留下的心理创伤以及家财散尽带来的绝望,是另一种屠杀”。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的掩埋,作者根据许多新发现的资料,对以往慈善机构和市民团体以及伪政权掩埋尸体情况进行了认真考订。
  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认识,该书第一次在学术著作中指出:“慰安妇”是从日本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诈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因此所谓日军“慰安妇”,实际上是日军的“性奴隶”。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最难的是超越民族情感。
  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历史的迷雾也曾让人陷入理智与情感的对抗。张宪文接触过一段史料:日军当时在南京草鞋峡附近屠杀了5.7万余人。“资料记载的数据都精确到个位数了,但并没有注明数据来源。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这个数字谁来统计呢?”张宪文觉得不可取信,尽管这个证据有利于中国。“这本书不是批判性的书,而是历史著作,是要经得起历史质疑和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
  《全史》是在72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基础上编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宪文透露,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和武官曾两次拜访他,听取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中国学者的客观态度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全史》列出了日军入侵南京的三方面罪行:首先,它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道义准则和国际法;其次,日军在南京实施了最大规模的性暴行,据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估计,约有2万起;第三,日军在南京的烧、抢、掠夺,是企图毁灭作为首都的南京,来压迫中国政府屈服。张宪文表示,今后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将更深入化、专题化,比如战争时期人的恐慌心理,国际安全区的研究等,将会具体到一些个案。
  张海鹏提到,十几年前,他曾在东京听到老一代日本学者说,战后出生的一代日本人,将会认为战争跟他们无关,他们不承担战争责任。现在活跃在日本政坛上的政治家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所以造成中日关系现在的高度紧张。张海鹏认为,今天,中日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处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候,日本如果不在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中日关系是很难处理好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的出版,或许能给这些人泼一点冷水。
  洪银兴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是构建历史共识的前提和基础。
  邬书林认为,此书治学严谨,方法科学,在学术著作规范方面开了很好的先河。他表示将支持该书的翻译工作,推出《全史》的英文版和日文版,为国际史学界提供参考。
  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揭示历史真相、反思人间惨剧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日本人民也是有益的教育。希望中日双方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
  首发式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分别向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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