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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何人？有这样一些标签可以拿来介绍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两次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10年，他凭借《玉米》斩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是自姜戎和苏童之后第三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玉米》讲述了文革中三个姐妹的故事，评委评价其“生动地探索了文革中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通过环环入扣的家庭冲突和爱的故事，展现了个体和社会的面貌。”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认为，《玉米》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凭此篇毕飞宇便可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步天下。
在媒体眼中，毕飞宇个性十足：他曾与张艺谋合作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名声鹊起，后来却三缄其口，只说：“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我应离影视远一点”；他对莫言和自己共同专注过的题材并不看好，“乡村题材在走下坡路”；2009年他拒领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奖”，这还是第一次有获奖得主拒绝接受该奖项；他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但他说“我自己从来不这么看”，认为这样说的人出发点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他，是好意；他对金钱态度潦草，进入写作状态便寝食俱废、状态非人，性格有些桀骜不驯，又保留了很多传统美德；作为一名埋头书案的脑力劳动者，提起健身锻炼、塑造肌肉曲线时，他却也说得头头是道。
借此次毕飞宇受聘南大教授之机，本报记者对毕飞宇进行了专访，走近这位作家。
谈创作和作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从扬州师范毕业，但为什么会由教师改行成为一名作家呢？您是怎样坚持自己的文学梦想而不屈从现实的压力呢？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我没有改行，写作永远只是我的副业，现在我依旧是一名教师。现在的确有很多学生会由于现实利益等因素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但我永远不会把他们往文学这条路上拉。我等的，就是那些始终不会放弃自己对文学的执着，无论多穷多潦倒，我等的就是这些人。
记：您笔下描述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物，如何去了解这些人的生活？
毕：我不是一个和生活隔离的人，我会去感受这些人物的真实生活，在一线待上很长的时间。我曾经为了描写一个医生，在还未动笔的时候，就去医院呆了一年，穿上白大褂，沉默地观察着一切。为了写一个装修队，也曾经在寒冬腊月，在工棚里生活了一个月，与民工一起劳动，没有知道我的身份。但也我也不会去写那些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我也是一个活人对于生活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作家也是有着特殊能力的人，能够从一推到二，从二推到三，从而写出形形色色的人生。
记：您说过您不太擅长写人物的对话，这和您以前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工作经历有关么？
毕：并不是这样，我不认为这是和我的写作能力有关。这是一个美学趣味的问题，我崇尚的小说更多地要靠叙事来完成。
记：面对当今读者口味的“娱乐化”倾向，您觉得您的作品能适应市场需求吗？
毕：说实话，我这种头脑，要说对市场认识清晰，那是想都别想。我的作品美其名曰‘纯文学’，实质就是不走市场化的写作路径罢了。对我来说市场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我的书卖得好我自然是高兴的，卖的不好我也无怨。
记：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所受到的一些攻击或是他人的非议？
毕：这是必然要接受的，艺术家本来就是口香糖，人人都可以放在嘴里嚼。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那就要不害怕的走下去。
记：能谈谈您多年的创作心得吗？
毕：我以为作家不应是一个和生活脱节的人，作家应该是有特殊能力的，能从1飞到2，从2飞到3；而且，没有一部好作品是可以在计划当中的，对于一部好的小说创作来说，计划永远是无用的，只能被突如其来的灵感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
记：下一步您有什么写作计划么？
毕：下一步，我有写戏剧的打算，但并没有明确的主题方向。但在南大，我肯定会完成一部话剧，因为南大也有着话剧的传统，这一传统和我目前内心的愿望也相契合。其实现在我受最多认可的小说都是在完成其它计划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由此我也得出一个写作的规律：计划永远是没用的，突如其来的冲击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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