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念是人们关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它是什么、能做什么）与理想追求（它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的观念体系。简捷地说，理念就是一种成体系的观念。相应地，办学理念就是关于学校是什么、能做什么与学校应该是什么、应该能做什么的观念体系，是办学者对学校定性、定位及职能的客观而稳定的认识。不难看出，大学办学理念，就是指一所大学的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办学思想和价值追求，蕴含了办学目标、大学精神、校园文化等诸多办学之“道”与治校之“术”的因素。而大学办学理念的最重要的倡导者与守望者，毋庸讳言，就是大学校长。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譬如，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等等，无不清晰地打上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的烙印，恒久地留下了一幕幕美好隽永的回忆。作为大学校长，他们或为高明的教育家，或为高超的管理家，或为高妙的经营家，或为高调的活动家，或兼而有之，甚或“四高”俱全。但是，有一点却是他们的“交集”或说是“最大公约数”，那就是都有各自明晰而形象、先进又适切的办学理念。
大学校长是大学发达的灵魂与枢机，办学理念是大学发展的动力与航标。那些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实堪称是大学之灵魂、大学之枢机、大学之航标、大学之风帆，各自彰显着大学的信念、大学的中枢、大学的航向、大学的动力。
办学理念是大学之灵魂
魂，泛指一切事物的精神；有时也特指崇高的精神，如国魂、民族魂。不少著名校长所提出的办学理念，也成为了那些大学的理想信条和精神象征，尤其是在他们担任校长期间。如一百年前担任天主教大学―――震旦学院（大学）校长的马相伯的办学理念是以“培养译才”为宗旨，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为信条。后因“不谈教理”等缘由而与“震旦”分道扬镳，创办了复旦公学即今日的复旦大学，他用《尚书》中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美好寓意来寄托国人恢复“震旦”、光复中华的理想追求，因为“震旦”在梵文（即古印度文）中就是“中国”。马相伯所倡导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误读书”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莘莘学子。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组织国家，“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的无组织”。而一个国家真正可怕的不是国土沦丧，因为国土总有被收复的一日，真正可怕的是民族文化的消亡，因为那就会使国家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认为，办理大学“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国难当头，中央大学要担当起特殊的使命，就必须“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以凝聚起中华民族之魂，使中国早日雄起于东方大地。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办学理念是大学之枢机
枢机是事物的关键之所在。校长的办学理念对于大学的系科设置、组织运作、管理方式、师资遴选等确有统御全局之功。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以后迅速地完成了学校由“官府”变“学府”、教员由“老爷”变“老师”、学生由“为做官”变成“做学问”、研究由“为万民立命”变成“学术民主”的四大转变，究其原因，蔡元培所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定位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当时还一度被视作北大校训，实为不二法门，居功至伟。蔡元培提倡学术民主，力主思想自由，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也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故名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的思想之所以在清华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蔚为大观，与“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吾从众”的办学理念实有无法区隔的因果关联。
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均为中央大学前身），时设文理、工、农、商、教育五科，学科之多稳居全国之冠。当时的工科主任、后任多所大学校长的茅以升就此曾说：“本大学学制，以工、农、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之所在也。”此处之“精神”即东大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在短短数年之内即把东南大学推上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心目中的“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的地位。时人评说：“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
办学理念是大学之航标
朱熹说治学如逆水行舟。其实，办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姑且不论是行逆水舟还是走顺水船，航标都是不可或缺的。航标，是帮助引导船舶航行、定位和标示碍航物与表示警告的人工标志。它设于通航水域或岸边，以标示航道、锚地、滩险及其他碍航物的位置，表示水深、风情，指挥狭窄水道的交通。一所大学就似一艘航船，校长如同舵手，而大学理念便无疑于是引导航船安全、快速前行的航标。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与守护者张伯苓坦言指陈中华民族5大积弊：愚、贫、散、弱、私，并直接给出救治之方：惟“公”，能化私，化散；惟“能”，能去愚、贫、弱。因此，他给南开大学定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他在此处所讲之“能”，包括了“智能、技能、体能、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心理应变能力、尤其是以科学知识和自治精神为主的现代能力”。
一代地学宗师竺可桢是为浙江大学赢来“东方剑桥”美誉的功臣，在他的办学理念当中，大学必须承担起三大功能，即“服务社会，改良社会”的社会责任、“海上灯塔，社会之光”的道德责任、“振兴科学，繁荣学术”的学术责任。他还精辟地论述过浙江大学的四大任务：“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主精神，维护浙江文化大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由此，人们或许便可一窥浙大成功之奥秘。
办学理念是大学之风帆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浪漫诗句，艺术地表达了帆能承受风力推船前进的朴素真理。掩卷深思，办学理念与沧海风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通才教育”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大学校长嘴里便已成为一个“热词”。“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他素为人们所称道的就是“通才与专才平衡”与“科学与人文平衡”的办学方针。
郭秉文之后，力持“通才论”的领军人物还有竺可桢和梅贻琦。竺可桢认为，大学应以实施通才教育为目标，而不以掌握一技之长为满足：“大学侧重应用学科，而置纯粹学科、人文学科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甚至还建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学教育宗旨“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上实施“通才教育”，未果。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堪称是我国高度重视通才教育的集大成之作：“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明确指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坚决反对“重视专科之倾向”，断言“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由此，我们终于能理解民国大学能够培养出灿若群星的学贯中西、文理兼修的名家大师的缘由了吧。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信条。其实，我们不仅要由“实事”而“求是”，更要求其“所以是”。同样，我们不仅要研究民国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更要深究他们为什么会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办学理念。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兼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