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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晚号清道人，江西抚州临川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次年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江苏提学使兼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辛亥（1911）革命后黄冠道服，隐遁沪上，以遗民自居，与陈三立、郑文焯、曾熙等人交游密切，鬻书为生，为当世推重，胡小石、张大千等现代著名书画大家均出其门下。其节临六朝碑并跋四种，书于虎皮宣上，每纸五十九公分乘三十三公分，均为八行五列，裱为屏轴四件。南京大学于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之上海博古斋2012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购回，博古斋拍卖公司印制图册中名为《李瑞清隶书四屏》，编为0334号。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并附跋语之作甚多，民国时即有刊印流播。此四种依次节临《中岳嵩高灵庙碑》三十八字，落款为“清道人阿梅”；《爨龙颜碑》三十六字，落款为“阿梅”；《崔敬邕墓志》三十五字，落款为“玉梅花�清道人”；《郑文公碑》三十二字，落款为“培生仁兄先生雅属，清道人”。故此四种皆为赠培生所作。按，培生即王培荪（1876～1953），名植善，字培生、培荪，近代教育家、藏书家，上海嘉定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南洋中学。
四碑皆为六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书名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额阳镌篆书“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刻于北魏太安二年(456)，一说太延年间(435-440)，碑在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为北魏道教领袖寇谦之修祀中岳庙而作。原碑文字多残阙，节临之文刺取其中字句连缀成篇，并不符合原碑文意，分别为“周室既襄”、“不尊古始”、“能兴妄祀”（原碑“能兴”下阙数字）、“岱宗以勒虚美下历莫晋”（原碑“莫晋”作“魏晋”，“能兴”前有“莫”字，当为误临）、“杂错耶”、“生民�炭殆尽”（原碑作“生民�炭殆将歼尽”）、“寇君谦”（原碑作“寇君名谦”）、“隐处中岳”。跋曰：“《景君》、《衡方》二碑之间得笔法，而以《谷朗》为面貌。”按，《汉北海相景君碑》，隶书，刻于东汉汉安三年（144），碑在山东济宁。《汉衡方碑》，隶书，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碑在山东泰安。《谷朗碑》，隶书，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碑在湖南耒阳。
《爨龙颜碑》刻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碑在云南省陆凉县贞元堡，额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道光六年（1826）阮元任云贵总督时访得并筑亭保护。节临之文与原碑文句多有出入，曰“礼命主薄不就，三辟别驾从事史，正式（原碑“式”下有“当”，临脱）朝，靖拱端右，仁笃温良（原碑“仁笃”二字下为“显于”，当与下文“朝野”连读。“温良”二字不在此句），朝野清名，扇于遐迩，建宁太守（原碑作“除试守建宁太守）。”跋曰：“用笔得之《乙瑛》，布白出于《郑固》，化衡为纵，拿空笔实，若但以形貌求之，愈近则愈远，纳险绝入平正，大难大难！”按，《汉鲁相乙瑛碑》，一名《礼器碑》，隶书，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碑在山东曲阜。《汉郑固碑》，隶书，刻于东汉延熹元年（158），碑在山东济宁。
《崔敬邕墓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清康熙年间出土于直隶安平（今河北安平县）。节临之文与原碑文句稍有出入，曰：“远祖作太师（原碑作“远祖尚父，实作太师”），秉旄鹰扬，克佐前殷，若源富奕世，美备前册（原碑作“若乃远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备之前册”），不待详录，刺史安平敬侯之子（原碑作：“君即豫州刺史安平侯之子”）。”跋曰：“能合《郑文公碑》、《司马景和妻》之妙，魏志中此为第一。”按，《北魏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楷书，刻于北魏延昌三年（512），乾隆二十年（1755）出土于河南孟县。
《郑文公碑》刻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又名《郑羲下碑摩崖》，郑道昭书，颂其父郑羲之（文公）美德，题“�阳郑文公之碑”。碑为摩崖，有两碑，文字略同。上碑在山东掖县天柱山，字小且多漫漶难辨。下碑在云峰山，大致清晰完好，至清乾隆时方有拓本传世，渐为书界推尊。节临之文与原碑之文亦有出入，曰：“逯于郑君（原碑作“逯于汉郑君”），时播让以（原碑作“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解诂以经义（原碑作“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德音云翻，硕长烈（原碑作“硕响长烈”）。”跋曰：“直《散氏盘》耳，近代学者多鼓努为力，锋芒外耀，安有淡雅雍容，不激不厉之妙耶？故不通篆隶而高谈北碑者，妄也。”按，《散氏盘》，西周晚期青铜器，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内底铸有铭文357字。
清道人之书学继承清代经学考据与金石学风气影响下的碑学传统，以追求学术内涵和古典风格作为书法艺术的目标，书学亦如经学，首重文字训诂之学，其《玉梅花�书断》曰：“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清道人遗集佚稿》，收入《清道人遗集》，1939年中华书局铅印线装本）。其书自篆、分入手，《玉梅花�书断》曰：“余书幼学鼎彝（学《散氏盘》最久，后学《齐侯�》之属，遍临诸铜器），弱冠学汉分，年廿六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尔后始稍学唐以来书。”其《鬻书引》亦云：“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习今隶，博综六朝。”（《清道人遗集佚稿》）此节临六朝碑四种皆为楷书，即所谓之“今隶”，而与“汉隶”，即其所谓“分”（八分书）相区别。其于诸碑熟稔于心，故能刺取、采撷原碑文字，随意为篇，或亦有脱、错之处，疑其节临实为默写。又此四种，三为北碑，一为南碑，可见清道人于六朝碑学不以南北为限，此亦为其超越前人之处，《玉梅花�书断》曰：“碑学之兴，自阮相国始（阮元有《南帖北碑论》）。以南北分宗，其论其辨，然究不确。南碑有《宝子》（即《爨宝子碑》）、《龙颜》（即《爨龙颜碑》），北碑有《敬使君》、《张黑女》、《李洪演造像》，何耶？大约古人碑帖分途，简书尚妍雅，碑志尚古朴，《宝子》、《龙颜》与北派何异？萧梁石阙无异《刁惠公墓志》，此可知也。”
清道人临碑之跋，后经其弟子收集十四则，以《节临六朝碑跋》刊入《清道人遗集佚稿》。此四跋均在其中，分别为第三、第一、第四、第二则。跋文体现了清道人独到的书法史观与批评理论，其书于篆、分入手，故跋中以“不通篆、隶而高谈北碑”为妄，但其篆、分实指三代鼎彝金文和两汉碑碣，而犹重金文，其《玉梅花�书断》中反对从先秦两汉的石刻中学习篆书，曰：“余尝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又曰：“篆惟鼎彝中门径至广，汉以来至今无人求之，留此以为吾辈新辟之国。”进而发明“以器分派”之说，即以鼎彝之器的书风划分古代各体书法源流，以“分”（两汉碑碣）出于“篆”（鼎彝金文），而“今隶”（六朝楷书）、“唐以来书”又出于“分”。其曰：“一《楚公钟》派……此派当为《盂鼎》派，因《楚公钟》在前，而书法奇古，亦胜《盂鼎》，故以为定名耳。《盂鼎》为方笔之祖”，其下列汉《景君》、《中岳嵩高灵庙》，《爨宝子》、北魏诸方笔、欧阳询等。其所临《中岳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及其跋中论及诸多两汉碑碣《景君》、《衡方》、《谷朗》、《乙瑛》、《郑固》等均属此流派。又云：“一《散氏盘》派……自来篆书皆取纵势，惟此器横衍用笔，醇厚古茂，英鸷雄浑，当为篆书第一。余生平学此最久，得力至深，汉之三阙，北魏《郑文公》，皆其云�。”此实为圆笔流派，其所临《崔敬邕墓志》、《郑文公碑》及其跋中论及之《司马景和妻》皆属此流派，而备受清道人推崇。总而言之，此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并跋四种堪称其书法与书学之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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