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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1977.11.14-2013.3.15）青年学者，上海祟明人，南京大学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本科毕业，南大中文系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编有《龙榆生全集》。
3月15日清早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在飞往北京的一万米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21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15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他进的是南京大学第一期文科强化班，文史哲打通来教，教授们极为重视。第一堂课程千帆、周勋初、卞孝萱、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等各位先生一一登台自我介绍，昔日在书刊上只见其名的海内著名学者，一旦都在眼前。台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纷纷提笔记下，只有张晖端坐不动，有人问：“你怎么不记？”他很吃惊：“这还用得着记？”对他而言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国内高中与大学教育脱节严重，而他则一直是在以读大学的方式读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觉地做好了准备，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岛相见，他说，你信不信，南大读中文历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学前看过的课外书不超过10本；不知道“谭其骧”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别说“季龙师”这样的称呼了。他说，许多人对海内外学者十分生疏，“有一阵子我在宿舍里每天晚上滔滔不绝地谈文史名家，他们几乎听傻了。”
大学回岛的假期里，我把自己家里的《清诗话》、《请诗选》、《灵溪词说》等都送给他，他说：“你留着吧，你也要看。”我说：“这些以后对你比对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觉到我有放弃的念头，不过仍然不断地给我寄书，有一次竟让张宏生先生题签了《江湖诗派研究》寄过来。
进大学后他读书越发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电话给他，才知他回来两个星期，别说“足不出户”，连楼也不下，有时吃饭都要叫他几遍才下来，甚至抬到他楼上书房去吃。老同学杨敏有时约他出来玩牌，他说正忙，杨敏啐道：“呸！看书还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入学后深知治学之难，“昔日不知深浅，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创见，缝缝补补足矣”（1997.4来函）；“弟本愚钝之人，欲成一二，须下苦功。唯身边无知己，极苦闷也”（1997.10来函），“本学期来，弟在孝萱先生指点下开始读史……弟独学无友，虽间有所得而欲告无人，每长叹息，哀你我之分处两地也。”（1997.3来函）
他大一时对红学的兴趣仍未减退，因为他最初给郭豫适、吴小如先生写信，所问都是红学相关的问题。“今日又收到郭豫适先生信，见到了前辈学者谦虚的胸怀，极感动。弟亦要求上进”（1996.3来函）。
大二时因“得龙榆生氏主编之《词学季刊》一套，花四百圆方始买下”（1996.10来函），他已开始酝酿为龙榆生编撰一部年谱。到大三将尽，他编撰的年谱终于大抵完工，寄给吴小如先生后，与他通函多次的吴先生此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是他大三的学年论文，“我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因为当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这种枯燥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吴先生的这段评语使许多人都知道了张晖这个名字。到2001年这部年谱终于脱稿出版，成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不过这部年谱的写作也使他越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大批书无法借阅，只能自己购买，经济上不堪重负。学问须金钱铺路，诚多体悟矣”（1998.3来函），以至“七月弟亦拟实习，生存压力极大。弟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其父已辞职――作者注）……为之苦恼已久，胸中仍无主张……若放弃学术，就此工作，则弟真有所不愿。然置身尘网，有何可言。”（1998.5来函）
1998年夏天，他开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实习。那时他第一次经历了幻灭：一位审稿的老专家去世，而生前所借一些宋元善本皆不见踪影，那位先生的遗孀却说：“真是找不到，否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他说宋元善本，学人目为无价之宝，但常人看来，不过是些带洞的旧书罢了，值什么？他说，想到这里心里常一片空空，不知所学究竟何用。
话是这么说，他实际上从未停止求学的脚步，实习时仍不断搜集龙榆生资料。到8月，他接到张宏生先生来函，问及“不知你是否有意续读研究生，我愿意做你的导师”，他感动之余大为宽慰。不过他不断质疑的刚直脾气并无改变，返回南京读研一时，在年底系里的一次硕士与博士后的交流会上，“弟问他们有无觉得做学问没有意义；假使有意义，你们认为是什么意义？支吾一片，没有人能回答。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1999.12来函）
他研一快结束时，来信说决定有机会去香港继续读博士，两年后，这终于成为事实。
有次我和他说：“你说花这么大精力，如狮子搏兔，可有多少人会认可、珍视？”他说：“你是觉得我关注的都比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此文由编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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