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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日晚，发现手机有未读短信，打开后得知恩师任东来教授已走的噩耗，霎时怔住了。因为曾计划在“五一”再去看恩师，因有事而临时耽搁，计划永远泡汤。霎时，泪奔，心乱如麻，唯3月份临别时他的笑容和惜别的眼神清晰可见，而这亦让我更伤感，因为那时他担心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而我则认为肯定不会，我会再来，他也会再次战胜病魔，再次让病危通知落空。但，计划不如变化，恩师没有再等我去，他走了。回忆有关于他的一切，近日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1996年，我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有幸师从任老师，也是他所带的第二位国际关系硕士生。自96年相识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学术，而是他纯净如水、正直如松的个性。毕竟，相较于理性的学术而言，感性的他更让我觉得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在，仍然留在我的生活。
恩师是个很纯净的人，像个孩子，没有世俗气，亦像一汪清弘，一眼可以望到底，没有一丝杂质。这一点上，师母吴耘教授与他颇为神似。南京读书三年，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因而也就成为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先生的纯净，在于他对所有人都好，对我们学生就更好，总是在生活和人生规划上替我们着想，好到不能再好。
记得有一次，先生请他在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同事、也是一位美籍教授晚上去家里做客，让我和张振江师兄作陪，先生的用意是锻炼我们的英语口语。毕竟，搞国际关系研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但那时，我的英语根本开不了口，中国应试英语教育的弊端在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身上尤为明显。那一晚，我仅仅用英语开口问候了美籍教授，其余的时间都在和先生的女儿琬洁玩，让先生颇为失望，事后还曾专门提及此事，批评我不利用机会好好学习。即使时隔多年，就在今年3月份我去南京军区总院看他，我俩聊天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可见当时我让他有多失望。
先生的纯净，还显示在他很耿直，在做人的细节和做学问的原则问题上毫不放松、直言不讳。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先生会布置一些书让我看，有时候会让我写一点东西。相较于我的同学而言，他对我的要求严格些。那时候电脑没有普及，我们的论文都是格子稿纸手写的，我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大多时候论文写好后比较高兴，所以就没有再看一遍，好像被自己偶尔的灵感冲昏了头脑，也就有了诸多后遗症，包括错别字和段落的分行，惹得先生有些恼火。直到有一次，他发火了。事隔多年，我不记得先生发火的模样，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老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先生不是轻易发火的人，他一向温文尔雅，估计那次火发得有点大，师母就说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把我的文章给师母看，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是的，在先生眼里，做学问是要认真的。他最容不得别人糊弄学问，自然他对于学术规范也是极为看重的。记得先生跟我说过，论文注释就相当于做人，是别人的东西不能说是自己的东西；相反，大方承认是转引或者参照别人的东西，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否则犹如小偷。正因为如此，凡是有他参加的学生论文答辩，他在这些方面的指导和批评也是开门见山、毫不转弯抹角的。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这么多年来，在做学问方面，我一直遵照老师的要求，规范行事，不急于发表论文，要发的话，就要尽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状态。现在想想，唯有这一点，我达到了先生所要求的标准，所发的论文，也大多在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
先生和师母为人纯净，对我批评归批评，但却是爱护有加，这让我呆在他们身边自在舒服，很快乐。先生时不时和师母带上琬洁，请我吃饭，我们就在中美文化中心边上精致的餐馆里用餐。我至今记得那个餐馆的样子，绿色的屋檐，环境幽雅，这是我关于美好生活的最初印象。1997年先生在香港访学，当时刚好是香港回归，他还特意给我寄来两张明信片，为的是盖上那历史性时刻的戳。可惜，那时候研究生是集体信箱，我并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
1998年，当时复旦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办第二届中美暑期国际讲习班，先生就让我过来参加，整个讲习班就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王学东。那次讲习班是我第一次听全英文的讲座和报告，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让我认识了很多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后来博士时候的导师倪世雄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毕业后离开南京，跟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断，他给我的学术帮助也一如既往，对先生和师母的那份感情经岁月之河沉淀在心底。去年得知先生生病的消息，很震惊，也很难过。放寒假的时候就想去看先生，先生从医院出来快要过年了，也愿意他合家团聚，不想打扰，直到今年3月份，从师弟胡晓进博士那里获悉先生病重的消息，才赶到南京。看着躺在用帘子隔起来的病床上、胸口的各种贴片连着各种生命体征监测仪和鼻孔插着吸氧管的老师，看着憔悴悲伤而又骶骨骨折不便行动的师母，看着虽然坚强但毕竟年少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大变故的琬洁，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痛起来。留下来，陪护先生，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陪护先生的三天，让我更近地走近他，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快乐与痛苦，定格成我对先生永远的记忆。先生那时对自己已有充分的心里准备，但他从来不说，怕师母太伤心。有次他跟我聊天，说“我的病是在7月4日查出来的，我搞美国研究，吴老师担心我会在7月4日走，那是美国的独立日。”
3月30日，因为下午有硕士招生面试，我需要在上午赶回去，我爱人给我订了早晨9点的车票。那天早晨，先生显得精神比平常好，不仅洗漱干净，吃下早饭，将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我，而且下床坐在椅子上，亲自在送给我的每本书上写下对我的祝福、嘱咐和希望。然而他心里是清楚的，流露出无限的惜别之情。当然，在我提出要出发去火车站之前，他一直是很理性的。但是，当我准备出发时，他的眼泪出来了。他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拥抱着先生，我也泪如雨下。人生难以预见，我那时真的觉得我们肯定会再次见面，但谁知道竟是永别？！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有无数驿站。先生走了，启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猜想他定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离别，有他爱看的书，还有他的老师杨生茂老先生。先生的追悼会在5月4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他自己的生日和杨老先生的忌日，这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先生这一生，纯净如水，正直如松。人生做到如此，虽然短暂，但已足够。恩师，祝福你在天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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