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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1级50余名师生走进安徽大别山深处的革命老区金寨县，叹其民风淳朴、风景秀美，也憾之偏僻穷困、无人问津。2013年5月17日，新传院2011级70余名师生再回金寨，看县城楼房林立，田间生机勃勃，高铁通到家门，高速连向山外。
十年恍然，这其中既有城镇化带来的喜人景象，又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既有欢声笑语，也有孤单落寞。
新闻传播学院的“准记者”们，用纸笔相机记录这转型的3600多个日夜，为您讲述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问医疗：安朝玉见证十年新农合
“你是在哪个医院看的病啊？什么病？哦，恶性肿瘤啊。住院了没？嗯嗯，你把那个出院小结单子复印一份，送到你们当地乡镇卫生院去或直接送到我们管理中心来。”金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主任安朝玉，每天都要接到好几个这样的农民咨询电话，他总是熟练而耐心地为农民作答。
05年从财政部调来管理新农合至今，安朝玉可以说是见证了金寨新农合的成长。作为全国新农合的试点县，由于虽无金寨户口但长期居住在金寨的人和新生儿也都可参合，该县参合率已超过100%。新农合推进如此成功的原因，在安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是创新。
最初，由于农民对新农合不了解、不参与，劝农民参合成为安和他的团队最头疼的事。他们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讲政策，在面包车上绑着大喇叭到村里宣传。说起那段时间，安朝玉总结道：“真的是动员千军万马，踏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
那时他的团队仅8人，却要管理50多万农民，信息化管理应运而生；当时的家庭各人专户政策，由于资金管理分散，农民收益不大，在金寨率先取消；这被安自豪地称为“金寨模式”的新农合基金延伸服务，对诸如尿毒症腹透患者日常必用药品实行定点供应商专供，方便了患者，受到热情拥护。
新农合在金寨推行近十年后已形成完善的体系，而十年前意气风发的安朝玉如今已双鬓斑白，即将退休的他如今的想法是“趁着退休之前，赶紧再多帮老百姓干点实事”。这，正是这位为农民服务十年的老人的真实写照。
观教育：大别山里春芽生
五月的金寨，总是雾蒙蒙的。雾气笼罩着西庄村舜恒建设希望小学，校内唯一的英语教师熊老师跟记者开玩笑说：“和城里比,这边唯一好的可能就是空气了”。
熊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08年开始在西庄村的小学任教，此前在无锡打工。母亲上了年纪，熊老师不愿她孤身在田间忙碌，所以就回来了。说是回来，从学校到家里还要骑一个小时的车，他常常要住在学校，农忙时才能回家。
在熊老师眼里，每个农村教师都是万金油，要教几个年级的几个科目――但他自己却不是，因为他是村里唯一的英语老师，要教所有学生的英语，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大包干”。
愿意来村里的老师太少，像熊老师这样的年轻人就得承担更多。已经到了成婚年龄的熊老师至今没有“找到个对象”。常年扎根深山的熊老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腼腆地笑笑：“反正尽快吧，哈哈。”
在县城的小学常设的课程，在这里却显得异常拮据。西庄村旁的古堂村里，小学主要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孩子们特别期待能上一节音乐课或美术课，老师们却犯了难。古堂村小的刘俊老师说：“有一次上完课，孩子们不让我离开教室，缠着我要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我当时特别心酸。孩子们都是有求知欲的，真希望能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来教教他们，他们的未来肯定会不一样。”
临走，熊老师把自己出资办的一本刊物送给了记者，上面印着孩子们的作文。那仅仅是简单装订的十几张A4纸，随手翻开，是一篇《家乡》：“家乡，我成长的地方，我们是你的山娃娃，我们爱你，美丽的家乡――巍峨的大别山”。
这本刊物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春芽》。
谋新生：老王和他的出租车
早晨9点，王先生穿戴整齐钻进了自己的私家车，从车里取出一块“TAXI”的牌子，往车顶上一放。私家车变成了出租车，王先生变成了王司机。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城的街道两旁停了一排排这样的出租车。它们和普通私家车的区别就在于顶上那块歪歪斜斜的“TAXI”牌子，而这样的牌子在当地杂货店里花15元就能买到。
金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没有正规出租车公司的县城之一。10多年来，出租车数量由五十几辆增加到上千辆，对于全部人口不足70万的贫困山区县而言实属罕见。
王师傅就是庞大的司机群体中的一员。来开出租车的原因很简单：“下岗了嘛”。下岗后，他和妻子去广州打了两年工，后来儿子要来县城上高中，他们就又回到了金寨。上世纪90年代，金寨的工厂接连倒闭，“现在金寨几乎一个厂子都没有了，没有工作机会”。无奈之下，他和大部分下岗工人一样，开起了出租车。
金寨县人口少，还要与票价1元的公交车竞争，出租车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王师傅说，他们大部分的生意来自包车――“办事结婚定亲，总有人需要车。金寨地方小，几乎都能沾亲带故。有些人关系多，他就不去街上跑了，在家里等电话。”
然而，对于未来，王师傅不敢多想。近几年，投诉出租车起步价高、乱收费的帖子在政府网站上频频出现，司机们都听闻交管部门打算着手整顿出租车行业。尽管王师傅认为，政府想整顿出租车行业的难度很大。但他还是担忧地说道：“不准跑了我就是黑车了，那我吃什么喝什么，一家老小怎么办，政府必须把人安置起来，安排我再就业！”
改住房：吴奶奶的新天地
金寨新城安置四区，沿街一排门面房房门紧闭。零星的几家早点铺冒着氤氲的烟气，为金寨的清晨平添了几分朝气。在门面房的尾部，卷闸门拉起，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望着远方。老人的身后是一家奇特的店面，锈蚀的燃气罐连通着斑驳的灶台，方形餐桌稳稳地摆在中央，正对门口的供桌上一行紫烟缭绕盘旋。“老伴儿住不进新房了。”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个不到30平米的门面房融合了厨房、餐厅、客厅、储藏室，是78岁高龄的吴爱萍老人的新房，住着老人一家六口。几个月前，家住司龙村的吴奶奶接到拆迁通知，政府答应补偿三套住房、15000元租房过渡费以及每亩3万元的土地置换费。三天前，老人一家搬进租来的门面房，开始了城市新生活。“国家不亏待俺，不让俺受罪。”虽然房子从200平米骤降到30平米，但老人的心始终没有降温。
老人一家是司龙村的第三批拆迁户，前两批的村民已经搬进了安置一区的新房。“我们赶得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老人说。原来，在金寨城镇化之初，住房分配不均、补贴资金不足是安置区老居民常常抱怨的问题。而现在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补贴面积，适当提高补贴资金，合理分配门面房。新书记上任后安置区面貌焕然一新，绿化增加、道路平整、标识统一。纵然，曾经的分配不均、冲突不满犹存，但金寨政府在拆迁政策上的合理调控，每一个金寨人有目共睹。
“俺们土，搁这不合适。”操着一口司楼村土话的吴奶奶言语间流露出深深的自卑，直言自己在城里不适应。“住习惯就好了。”她重复着这句话。近年，金寨的青壮年积极投身城镇化大潮，而在田间劳作大半辈子的老人不得不移居到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心有谁聆听？他们的话由谁表达？
听山歌：孤独的“金寨歌王”
“郎在高山唱山歌哟――耳听山歌动了心哎――手颈子一软掉了梭，不知绫罗呀哟听山歌嘞――”站在大别山间，听着这样的歌谣，仿佛手中的牛鞭一挥，牛群便哞哞叫唤，胸怀一荡，一切就都有了着落。
一位老人站在金寨县“好又多”超市门口，独自唱着山歌。昏黄的阳光映在老人脸上，显得安静祥和。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却丝毫改变不了他的歌喉。
谁能想到这名瘦削憨实的超市保安，就是金寨县百姓口中的“歌王”？
自小在金寨农村长大的余述凡，同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一样，是个放牛娃，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时候我母亲说，在山上放牛时，扯开嗓子唱两句，牛就不会感到孤单。”这种土生土长的大别山民歌唱腔，叫“慢赶牛”，也是他最擅长的民歌唱法。大别山民歌最有特色的还有“震颈红”，更考验演唱者音调，唱时颈部会因用力而变红，也因此而得名。
五十三年的岁月，余述凡转行无数，也历经风风雨雨，即便是在文革期间，民歌被批为“黄色歌曲”，他也没有放弃――每每在心里偷偷哼一曲民调，所有的疲惫都仿佛烟消云散。
2010和2011年的“大别山山歌”比赛，是让余述凡从一个随意哼歌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为金寨民歌标志性人物的转折。“连续两届都得了第一名，得了个‘歌王’的称号。”他淡淡地说着，脸上却洋溢着不一样的光辉，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舞台上。
“歌王”红了，可是慕名来学艺的人却不多―――即使有也大都是中老年人。“我现在的愿望就是能把这种唱法教给年轻人，一代代传下去，毕竟我年纪也大了。”走在乡间的路上，偶尔才会遇到一位满面沧桑的老人在做农活时轻轻地哼唱两句，仿佛为濒临灭绝的大别山民歌做最后的挽歌。
留人才：村官肖亮的“弃守”挣扎
吴家店镇距离金寨县城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下辖13个村。在这里，牛还在田间犁地，拖拉机仍是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过年前十天，年轻人到处都是，年后五天就找不着了，感觉‘哗’一下都不见了。”说话的是肖亮，吴家店村的大学生村官。
2010年八月，刚毕业的肖亮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吴家店。24岁的他想得很简单，就是想稳定下来。最初的三个月是最难熬的。当肖亮的同学们在城里担任数学老师时，不懂村情的他却要一切从头学起。有时花费很多精力做成一件事，领导和居民却不认可，这几乎让他想要放弃。生活则是一成不变的单调，想找个年纪相仿的人聊天都很困难。
肖亮平时的工作主要包括村里的党组织建设、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他还和另一个村官负责镇里13个村的远程教育。村里懂电脑的人少，肖亮常常被“借调”到镇政府党政办。不过打印材料、端茶倒水的活儿让他颇感委屈：“想回村，但乡镇不放人。”不久前肖亮考上了村第一书记，终于可以回村了。他很期待6月份的“回归”。
迷茫时，肖亮曾经想过到外面随便找份工作，如今他却热爱上这块土地。对于工作他已得心应手，受到老百姓的尊重，也收获了成就感。借调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大材小用的委屈，更加深了他对村子的感情。他说，在村里心里安稳。
回望留守老人：留下时光，守护未来
西庄村位于金寨县吴家庄镇，这里的青年人大都去外地打工了，因而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留守老人。陈桂芬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陈桂芬与9岁的孙子周子杰一起生活。见到陈桂芬奶奶时，她正拿着几株大叶片的植物准备回家。一边走，陈奶奶一边笑呵呵地向记者说道：“这是专门开花的，摆在屋里热闹。”
67岁的陈奶奶体态微胖，脸颊泛红，一头茂密的短发两鬓已霜。一身藏蓝色中衣古旧却很干净，颈上挂着的一串珍珠露出领口，将她衬托得神采奕奕、十分干练。听邻居说，陈奶奶的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儿女又不在身边，家中只有她与小孙子两个人。虽是一个人在家务农，陈奶奶的生活却是有条不紊。面积不大的地被简单分成几块，种着几种不同的作物。陈奶奶告诉记者，地种的不多，但收成之时也够家里吃上一阵。
陈奶奶跟记者说起，子杰的爸爸妈妈都在上海打工，平时不常回来，只有过年才能在家里多住几天。自己和子杰也不需要什么；有钱了就吃些好的，没钱也能活。尽管儿女会往家里寄钱，可是老人也不怎么舍得花，“要存着给孙子上学用”。
对于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女，陈奶奶虽然想念，却也了解儿女生活的无奈，“我知道孩子们在外面也不容易，要工作要挣钱。”而对陈奶奶自己来说，生活没有太容易也没有太艰辛，“我也不需要什么。生个病什么的也正常，平时有药就吃，不吃药忍一忍就过去了。”
在这样一个“留守”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奶奶并不觉得自己家与其他人家有什么不同，她也不愿自己被称作“留守老人”。“其实这日子没什么特别的，大家都这么过。我也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不在乎什么，孩子好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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