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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忆着这样一幅图景：晚秋的黄昏，漫天的火烧云低得紧擦着地皮，透不出一点儿气儿，大地像是死了。在散落着的麦穰垛后面，几个孩子点燃了干枯的杂草，火焰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向周边蔓延开去，孩子们跟着火奔跑喊叫。黑烟窜起卷向天际，血红的灰糜子在空中翻舞着，就像一只只充满欲望的眼睛。放工的爷们娘们扛着铁锨站在火焰的周围，火光烤红了他们的脸庞，红色的眸子里卷着火焰，这火焰燃烧着黑色的大地，燃烧了大地上的一切，一头狂奔的黑驴仰天嘶鸣，天地霎时间一片血红。
那大地上燃烧的火焰和嘶鸣的黑驴就成为我对徐州乡村的符号性记忆，它们无疑就是徐州乡村的精神图腾。
黑丫、毛蛋，玉蜀黍、高粱，骡子、叫驴，磨盘、碌磙，碓窝子、蒜臼子，粪箕子、箢子，烙馍馍、馓子，徐州乡村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更是神秘的。三十年来，我反复打量着、思考着、书写着，并用笔墨涂抹着对它的理解。
我醉心于此，徐州东乡毛庄的吴计升更醉心于此，痴迷于此。他生于斯长于斯，从上海退伍后又回归于斯。没事儿他就卷个烙馍馍到田野里走走，闻闻麦苗、摸摸瓜架，抑或听听蛙鸣。只要逢集他就赶，猪市羊市��，剃头拔牙的看看，拉丝弦说书的听听。有时他也会在庄子里转转，遇到老亲舍邻就招呼一声，站那拉会儿呱儿。碰上老妈妈骂街、两口子吵架，狗吊秧子、羊顶架，他也会扎在人堆里,当然不是为了看热闹，他眼看心记，心中有数，老妈妈骂街的全部语言与过程就成了他“日记”扎实的内容。三十年下来，吴计升积累了六七百万字。
聪明的吴计升不仅富有智慧，他更有认识上的高度，他知道他那六七百万字的价值。他一直说，要把这些东西用土话原封不动地写下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不然这一辈子白过。于是，他用徐州东乡老百姓原汁原味的语言记下了老亲舍邻的生活状态，油盐酱醋、家长里短、人情礼节、说媳妇、盖屋，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杂碎”，却反映了老百姓最真切的喜怒哀乐。
我一直认为，土话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的“人话”。这些土话蕴藏着丰富的活态的人的基因，甚至堪称一个文化族群的“活化石”，它完全可以提示给我们解读人与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多元信息。
“人话”加上“人事儿”才能还原成完整的人。所谓“人事儿”，除了吃饭睡觉干活以外，当然还有�架、说别人坏话、打嗝、放屁、脚气、牛皮癣以及找对象、拜把子，都是人干的事，这就是人，这就是生活，没什么高尚不高尚，品味不品味，谁饿了都没个吃相。风花雪月、月下独饮、寒江独钓，诸此等等，那都是能够吃饱饭的人制造出来的所谓意境，虽美得令人向往但不是现实生活。
吴计升一直拒绝这种虚无的浪漫主义营构，始终用“人话”写“人事儿”，他用朴素的甚至土得掉渣的叙事方式最大限度地着力于生活状态的再还原。因此，吴计升作品里的人物大都饱满丰厚、有血有肉，透出真实鲜活的生命状态，绝无丝毫脸谱化的迹象。他笔下的彩儿、二奶奶、王英、憨子、王中、四巧、骡子娘、巧珍、马文良、杨支书、立武、花朵娘、陈解放、队长、小客，自成面目，各有风神。他们憨厚中隐藏着一丝狡黠，既勤力也会偷懒，有正义感但也残留着一股子邪劲儿，说话硬直但也不乏幽默，追求正统但有时也很江湖，为人真诚又有些虚伪，处事拙笨又透出圆滑，人的多面性勾画得淋漓尽致，人性的善和恶得以充分还原。吴计升在文中常说人“是吃人粮食的”，这是他对“人”的理解，这句话妙极了！
吴计升用他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乡村真实的生活画卷，讲述了时代背景下农民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焦虑不安、无聊和习惯的惰性，以及他们面对人生的苦难无常所表现出的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折射出生命的强悍与悲壮。令人动容，也引人深思。
当下的作家很少关注乡村和生活在乡村里的农民，一夜之间作家似乎都进了城，乡村被偏离了文学的视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却只有莫言、陈忠实等少数作家以乡村为根进行创作，这的确是个让人费解的问题。吴计升坚持着他的民间立场，吃着乡村的杂粮馍、喝着乡村的地下水，走家窜户倾听百姓们的人生故事，书写着自己的文学梦，这是吴计升的选择，也是吴计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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