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1949年间，中央大学先后有9人出任校长，个别任期较长者除外，几乎每年都有校长的更迭。迁川期间的1943年2月至1944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更是不同寻常，值得研究。
一、兼任――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1年秋至1943年春，中央大学校长是顾孟余。顾辞去中大校长后即由蒋介石兼任该职。1943年2月18的《中央日报》在显要位置以《蒋委员长兼长中大》为题作了报道：“据悉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迭请辞职，虽当局一再慰留，辞意仍坚，经行政院第六零一次会议议决，准予辞职，该校校长一职，由蒋院长自兼。”同一天的《新华日报》也披露了这一消息。顾的辞职据称是健康原因。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在给行政院蒋院长、孔副院长的《折呈》中写道：“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因病三次呈请辞职，叠经慰留，辞意仍坚，奉院长谕准予辞职。继任人选经向院长请示．奉谕：中央大学校长由本院长兼任，并修正该校组织法，增设教育长一职等因；理合呈请。转请任命并修正该校组织法。”显而易见，对于顾的辞职，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早有准备和打算。既然当局认为顾能继续干下去，而“―再慰留”，那么顾孟余辞职就不单单是“因病”了。待明白了蒋介石为何要兼长中大之后，顾孟余辞职的原因也就清楚了。
从《折呈》中，我们也发觉了国府“任命”蒋介石作校长的内情。多余的是蒋想当校长，谕令教育部后，还要教育部再“反馈”一下，提名“请”他充任校长。报纸以“自兼”称之，倒也很妙。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增设教育长一职。当时大学里校长以下，有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长等，通常无副校长和教育长（军校、政校除外――编者注）。国民党行政院第六零三次会议“查国立中央大学为首都所在地之最高学府，范围广大，院科系单位甚多，员生人数逐年激增，拟于该校设置简任教育长一员，协助校长综理校务。”中大范围广、单位多是事实，然而，在中大增设教育长主要还是因为校长是蒋介石的缘故。1944年蒋卸任后，行政院即决定国立中央大学不再设教育长―职，尽管它依然是“范围广大，单位甚多”。
中央大学于1943年2月28日考试完毕，3月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奉国府“任命”兼任中大校长后，于3月4 日上午偕新任教育长、原教育部常务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同赴沙坪坝本校视事，在校长室约集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文理法农工师范各院长及各系主任与重要职员等50余人谈话。尔后，蒋介石巡视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在食堂与各教职员学生共进午餐后离校。
3月7日蒋介石又赴校内对全体教师学生训话。事前各教职员学生3000余人，集合于大礼堂，四时许蒋介石偕朱经农到会，即席致训，全体站立倾听，五时始散。
1943年3月初蒋介石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二、为何――蒋介石为何兼任中大校长
通过对资料的研究和对当事人的访问，笔者认为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派系斗争。在蒋之前，张乃燕、朱家骅、罗家伦和顾孟余相继担任中大校长。他们与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张乃燕不仅是中大校长，还统辖江苏全省之教育，并拟将京（即南京，北京时称北平――编者注）、沪两特别市教育行政系统并入，俨然是教育界一大帝王。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侄儿，张静江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攫取党政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因此，坊间对于张乃燕出任中大校长早有微词。朱家骅卸掉中大校长一职后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先后做过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他是CC系的头目之一，也当过蓝衣社的顾问，在“中统”和“军统”中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罗家伦任中大校长达十年之久。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却出入意料地具呈教育部，要求辞去校长职务。教育部长陈立夫不能以罗身体欠佳为由――因为干了10年校长的罗家伦当时也还只有44岁――遂以罗“辞意坚决”为由头，马上提交行政院议会讨论，辞职照准，并当场决定了继任校长。可见陈立夫等对罗之辞职并未感到突然而坚持慰留。据人回忆原来陈、罗不和。笔者还听说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因“功高震主”被放到教育部后，颇有怨气，对与蒋亲近的罗家伦甚觉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罗是否因陈统治教育部感到受排挤而辞职虽无佐证，但他辞职的主要原因确是在教育部要不到经费。罗家伦辞职后不久就被对他颇为赏识的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印度首任大使。此前还有一个教授被任命为大国大使，那就是胡适，出使美国。接替罗家伦当中大校长的是顾孟余。顾原是北京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北大教务长，做过国民党中央的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和秘书长，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交通部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但坚辞不就。
据高济宇、俞剑华、李海晨等几位教授回忆，国民党内CC系、复兴社、政学系、黄埔系之间的倾覆以及各派系内部的矛盾在中大都有明显的反映。党、政、军大小头目对中大俱是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中大成了野心家角逐的场所，各单位间及各单位内部均有“小圈子”作风，形成对立之势。校内政治性派系有少壮派，封建性派系有南高派和清华派。各派相互挤轧，以期掌握校政。致使很少有人能长期稳坐校长这把金交椅。
“别人坐不住，我亲自来!”这是蒋介石的脾气，蒋介石的性格，也是蒋介石的自信。况且，蒋介石自兼校长既不得罪这派，也不惹恼那派，倒也圆滑。
其次，学潮。当时的国统区，四大家族的统治更加黑暗，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军事上一再溃败，美帝国主义趁机而入，加强其控制；禁锢进步思想和文化；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各方面都陷入严重危机，弄得民怨沸腾。
对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青年学生是不能容忍的。为了挽救民族垂亡，早在1931年，中大学生就召开反日出兵大会，齐集政府门前，蒋介石被迫出见：因政府不出兵抗日，中大学生又冲击南京卫戍部；冲砸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馆。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12月18日，以中大为首的南京近廿所大、中学校发动了抗日游行示威，数千名学生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强烈反对华北自治，坚决要求立即抗日。国民党出动军警驱散游行队伍。12月25日，中大学生决定罢课三天并发动全市学生大游行。当日，蒋介石政府紧急发布《首都临时戒严令》，授权军警对上街的学生“格杀勿论”；同时出动宪警包围了中大，致使学生未能出校游行。1940年的“皖南事变”又激起了中大师生对国民党的极大愤慨。后在周恩来等推荐下中大数十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现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母亲许勉文就是其中一位。许勉文，又名范元贞、范瑾，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胞妹，本是中央大学地质系36级的学生，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没等毕业即毅然奔赴延安，携笔从戎，投身于伟大的抗日运动。建国后许勉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为首都的建设和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是后话。这一时期，中大师生游行示威，大声疾呼，发起一次又一次学潮，对国民党进行了猛烈抨击。为了阻止中大学生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教育部给中大当局频频发出密令，要求“密查共党分子的活动”，“严防忠于共党的学生赴陕北入学”，“严防学生开游行大会”，等等。
蒋介石明白学生看问题虽偏激得可恨，却准确得可怕。他不能再允许学生闹下去，觉得教授出身的顾孟余不足以压住中大的台，他想“握紧”中大以稳住全国的学生运动，因为当时的中大教工学生多，地下党员多，进步势力强，历次运动其它学校总是以中大为马首是瞻。于是蒋介石要御驾亲征，坐镇中大。他上任后对师生又捧又吓、软硬兼施，一会说“中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自勉为全国大学之模范，始能不负其所处地位之重要”；一会又训斥学生“受个人自由主义之影响”，“不知道遵守秩序与纪律”，是“抗战救国前途莫大之隐忧”。问题既然如此严重，那么蒋介石在中大如果采取什么行动，便是“为国家民族计”而变得合乎“法度”了。
再次，领袖癖。蒋介石对官衔有着过人的嗜好。据说蒋介石当时至少有八十三个头衔。他有“勇气”和“本事”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到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应有尽有。“九・一八”前他是国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院长，后因学潮再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公文内“案据”之中又有“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有“案奉”，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到了1943年，蒋介石的主要头衔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政会议主席、战地党政委员会主席、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陆军大学校务主任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中中交农四行联合总经理处主任等等，再加“全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其实，“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于是，党、政、军、民、教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是蒋介石，他自然成为“最高领袖”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尝到了当校长的甜头。众所周知，他是靠黄埔军校发的家。他曾对中大师生言称：“中正矢志革命，半生戎马。然自黄埔兴学以来，未尝一日离弃教育之生涯。此中甘苦，知者甚稔。”而真正知情者都会说他从中肥了自己，尝到了甜头。人说蒋介石有两所嫡系学校，“武有黄埔，文有政校”，这是事实。中央大学的性质和学生的培养方向虽与黄埔军官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不同，可也是国民党要人必争之地。在上海滩交易所混过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掌握中大的有利机会。他指望中大会为他本人培养出大批的技术人才来。同时还能“联络”一下与知识分子的感情，“熏陶”一下他们的思想，他相信“学生与校长教师，晨夕接触，起居与共，未有不渐摩熏渍而底于感化者”。
而且，蒋介石认为“教育是构成国家生命力的三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武力和经济―――因为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这才―定要做中大校长的。即使他精力不济，也要来个“兼任”；就是不再兼任时，还又给自己戴了顶中央大学“名誉校长”的桂冠，而且是“永久”的，全称就是“中央大学永久名誉校长”。换句话说，在蒋介石的有生之年,中大是不应该再有第2位名誉校长的啦。至于在蒋之后要不要由别人来担当名誉校长，那就更是一个考验后人情商和智商的命题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