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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为――蒋介石兼任校长时的中大
蒋介石自1943年2月18日兼任中大校长至1944年8月8日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接任止，历时整整2年半――只差10天。其间，蒋介石经常“轻车简从”，莅校巡视，对学校情况“垂询甚详”。
中大松林坡本部位于重庆城与西郊歌乐山蒋公馆之间，蒋介石具有“经常”来中大的便利条件，大约每周来校一次。学生毕业，蒋介石亲临致训；学校开运动会，他就坐司令台上；有时还偕夫人宋美龄一同来校观光。蒋任校长后随即就把校警换成了宪兵，计50余人，说是防盗，实乃为了他的安全。而且，蒋介石来校时，教育长朱经农与胡焕庸等“三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合称）、主任秘书夏开权、军训队队长等大员布置妥当后都要下山“接驾”，所以他也可以放宽心地“轻车简从”而来。蒋介石来校最关心、垂询最详的是食堂，宿舍和厕所“三件大事”，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并且不忘饮尝新鲜牛奶一一皈依基督教后他的生活习性有所改变。
在蒋兼校长的两年半时间里，他还享受着“委员长补助费”的待遇。1943年学校支付该款62600元，与年度全校班级费70777元相差不多；1944年又支出1654元，对蒋来说虽是九牛一毛，可对―般校工来说却是三年多的工资总收入。
在中大，这任校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蒋介石提出中大的办学方针。蒋兼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三千余名师生进行训话，提出今后的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要求全校师生“以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之精神，造成中大之新风气”。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方针，蒋介石说“此种精神与风气之养成，端赖学生能竭诚听从师长之教诲，尤在各教职员能以身作则，领导学生，使咸能自重自治、力求上进”。他为学生指出的成长道路是：“必须先能实践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厉行生活之改造，然后始能专精于学术之讲求，俾异日之实行，能对国家有实际之贡献。”即先学会做人，才能去钻研学业。蒋介石为中央大学题写的“砥德砺材”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为此，他要求教职员要“视学生如子弟，于讲授课业之外，对其日常饮食起居与休息，随时注意指导，养成整齐清洁与守纪律重秩序之习惯，切实尽到‘教’与‘育’之职责。” “教”是着重学术技能与做人道理之传授与实习；“育”是着重体魄精神道德和生活的教育与训练。很显然，事无巨细，教师都要过问。其目的是要培养出“守纪律、重秩序”的人来。
蒋介石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负起这种使命，诸生必须要“对于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他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的工作，事实上，是要把中大变成―个特殊的行政机关。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头版位置一度每期都有甚为醒目的内容不一的《校长训词》。
看来，蒋介石对于他敬若神明的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一―“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是颇有悟性，并能得心应手加以发挥的。
其次，蒋介石非常重视军事训练课。抗战中，国民党政府提倡军训，中大首先执行，于1939年实施《学校军训新方案》时，即由中大开始。当时在沙坪坝划了―个实验区，由陆军中将欧阳新任实验区总教官兼中大主任教官。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1940年停止了军训。蒋介石自兼长中大后．感到学生生活散漫，学校纪律松弛，亟应厉行军训，以求合乎法规章则，健全编制组织，严格训练管理，改造环境，革新生活，养成良好风尚，最终养成学生“生活军事化，行动纪律化，精神团体化”；并能为“现代教育”开新风，给全国大学树楷模。有一次，中央训练团干训班举行结业典礼。中大教育长朱经农估计可派800名学生来观礼。后来改说可派400人来。但是，最后只来了200多人，而且还大多迟到，致使典礼不得不延迟半个小时。典礼结束，蒋介石命令中大学生统统留下，对他们严加训斥：“嗣后要严守秩序，注重纪律，讲求实效，不要因循苟且！”军训对后来的“从军狂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军训便于校方对学生进行管理，能“堂堂正正”地给学生戴顶紧箍咒，还有助于“校长威望”之形成。时任中大化学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的高济宇先生曾对笔者讲述过这样―个亲眼看到的情节。某日蒋介石来校，几位学生正在打篮球，没发现校长大驾。蒋介石见状，大为恼火，按照军训规则“如遇校长莅校，学生须就地立正注目，俟闻稍息口令后再为行动”。只见蒋介石挥舞手杖狠狠地击打着地面，愤愤然地大声嚷道，“校长来啦!”几学生惊愕不已，莫名其妙，待清醒过来后，哭笑不得，连忙向校长行礼。蒋介石马上转怒为喜，一边摆手一边说：“玩去吧，玩去吧。”
蒋介石不允许部属――在蒋眼里所有中大教授、职员、学生都是校长之部下――对“委座”有任何越礼之处，尽管你是无意的。他对“礼节”之看重如同帝王眼里之朝纲。蒋介石上任后有一次给全体师生开大会。事前撤走全部凳子――大凡他演讲时，台下就得是站立的人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训话中，教师在前，学生在后，不管你白发多病，还是年少体弱，都得直挺挺地站立受训。80年代末，高济宇院士还告诉过笔者这样一件令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虽然过去四五十年，耄耋之年的高先生讲到此处竟然还“咯咯咯”地笑出了声，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擦拭笑出来的泪水――这件事发生在蒋介石与中央大学院长、系主任的见面会上。那次，待中大文、理、法、师范、农、工、医7个学院的院长、图书馆馆长和40多个系科的主任在会议室里坐好以后，身着笔挺中山装的蒋介石在教育长朱经农、军训队中将队长和“三长”等人陪同下进来了。“全体起立！”“鼓掌！”有人大声喊道，教授们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面面相觑，一脸茫然，机械地拍着巴掌。蒋介石微笑着挥手致意，走到主席位置坐了下来。“请――坐――下！”又有人高喊。众人慢慢坐下，全场一片寂静。“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此言一出，大家甚是惊奇。从刚才的“起立”、“鼓掌”，到现在的“点名”，真是花样不断，弄得这些从来没有“被点名”的教授们一头雾水。“楼光来”、“孙光远”、“孙本文”、“戚寿南”、“高济宇”......蒋介石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念，教授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再坐下。当念到“戚寿南”时，蒋介石就笑了笑，对这位浙江老乡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是的，他们认识，戚寿南是医学院院长，同时还担任过南京中央医院的总医师，他是一位“御医”。几年后，戚寿南曾短期担任中央大学代校长。
而这些做法恰恰告诉人们，在中大蒋介石不像位校长，仍然是个“委员长”。加之时逢抗战，物质匮乏，中大师生较长时间吃的都是夹杂着沙子、稗子、稻子、老鼠屎的甚至霉变了的大米，师生吃着这种“八宝饭”――他们自嘲地称作是八宝饭，自然就生出很多怨言。于是，有人就发起了“反对蒋校长”的串联活动。蒋介石通过安插在学生中的“职业学生”（其实是特务）很快便发现了这股涌动的暗流。1943年11月的一天午饭时分，身着中山装的蒋介石在朱经农、“三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走进了学校食堂。说起蒋的穿着还有点小来历。蒋首次来中大视事时，一身戎装，将星闪烁，招致不少教授诟病，私下议论说“这到底是蒋校长还是蒋委员长啊？分明还是一个总司令嘛。”这话不知通过哪个渠道很快就传到了蒋的耳朵里。于是，次周再来校时威风的“蒋委员长”就变成了“儒雅”的“蒋校长”。据高济宇院士回忆，蒋介石后来到学校来就全穿便装啦。蒋介石来到食堂正中的餐桌前，因食堂内没有板凳，他就与同学一起分站桌子四周，等那位肩扛将星的总教官发出洪亮的“开动！”的命令后，蒋介石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满满地盛了一碗干饭，把分到的一份菜拖到自己面前，作立正姿势就餐。他边吃边问同桌就餐者：“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回答：“一年四季都这样。”蒋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又问：“平时也只有这些肉吗？”“比这还少呐！”几位学生一起回答。蒋立即表态：“肉也太少，资金要增加。”据说，虚岁57的蒋介石那天连吃了三碗“八宝饭”。就这样，一场酝酿中的学生运动就被蒋介石给“吃”了下去。
第三，坚决反共。蒋介石的一生都由他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写了下来，是黑是白，已有公论。
五十年代蒋经国曾以《反共三十年》为题来标榜他的父亲。这倒不失为真情，蒋介石的一生都是竭力反对共产党和迫害共产党员的。蒋介石在兼任中大校长的三个月后又在全国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始终没有放下镇压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的刺刀。他把“宪兵”带进中大“保护”学生；设立国民党中大区党部，指示手下挖空心思地发展国民党员，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大分团。当时所谓的“优秀分子”即三青团员，尽管狐假虎威，气势汹汹，却几乎为每一位正直的师生所嗤鼻。这些“优秀分子”加上安插在几乎各班都有的特务学生，在师生中虽无市场，背地里却极尽盯梢、跟踪之能事。一位老中大人感叹地说：“最是不堪‘优秀’者，黑白蠢蠢尽��”，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师生对国民党反共行为的深恶痛绝。
中大自1938年实行导师制，初设主任导师室，嗣因导师工作与训导处不易联络，“难成宏效”，乃于蒋兼校长后，将主任导师室合并于训导处办公，由训导长兼任主任导师，工作“日渐进展”。当时，学生自治会等全校性学生组织，包括女同学会，必须接受训导处的“指导”。各种剧社、诗社、报刊等学生社团的成立，必须遵照校订社团登记办法，“申请训导处登记，经审核批准，方得成立”；关于行刊文字，“应按期送审，始能发表”。学生自办的社团虽多达60个，但都得以“扶植建国风气”，“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如三民主义研究会就是要研究“总理全部遗教及总裁言论”，藉以“研究三民主义，扶植正确思想”。导师制规定导师――各教授分任一一要对学生的思想、生活、行为等等一切加以指导。
中大的革命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一直没有停止过，并终于在1947年组织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伟大的“五・二○”运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发言人是这样把中大和“五・二○”连到一起的：“这次南京学潮，系由中大学生多次鼓动而起，据传中大学生尚遣代表前往上海及北平，故中央大学实为此次学潮的中心所在。”
第四，蒋介石在中大的影响。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蒋介石还做过中大的校长，一则是因为蒋任校长时处战乱、时间短暂。二则是因为蒋介石出身行伍，擅长政治和党争，却拙于教育。但从他本人来说，还是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点名声的。
1944年7月中大廿九周年校庆及卅二年度毕业典礼，蒋介石主持仪式。返校二百校友讨论“筹建中正堂于学校，以留永远纪念”，并推派校友傅况麟等“进谒”蒋介石，陈述筹款兴建中正堂。对此，蒋介石“极为嘉许”。
回忆和资料都表明，委员长兼校长的蒋介石给中大人留下一点印象的“功德”有二：一是恢复了因为经费紧张、纸张短缺而停刊的《中央大学日刊》，除新闻功能以外，还使许多珍贵的教育、科学、学术史料得以留存于世；二是向每位中大的学生发放了一件棉军大衣――其他大学的学生无法享受到“天子门生”才有的特殊待遇――由于条件异常艰苦，当时确有学生在棉被上面加盖报纸以御寒。
最后，关于教学和科研，笔者没有发现蒋介石作过具体论述。相反，接替蒋介石校长职务的顾毓�一上任就提出的“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之待遇，盖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则，研究方法则应循学术之轨范以及社会之公论而追求真理，不能受某种理论形式之限制”的办学方针，倒象是对蒋介石教育方针的修正和批评。顾毓�还指出“学校行政方面，应以教授为第一”的教授治校的观点，“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这些话你是绝不会从蒋介石的嘴里听到的。
初稿撰写于1987年5月，当时得以承蒙高济宇先生审阅全文；修改稿完成于2013年国庆。修改时只增添事例与更正笔误，未对原稿观点与提法进行修正。如有不妥，敬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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