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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师学问渊博，待人诚恳，视学生如子弟，侪辈和学生都称他为“秉先生”，犹如当时人们称蔡无培先生为“蔡先生”一样。
秉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道德文章，流风遗韵，历历在人耳目，众所周知，原不必本人多所赘誉，只以我较早（东大生物系第一届学生）追随秉师，较早受教于他，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同居沪上，朝夕相从，患难与共，个中情况有非他人所深悉，不敢自秘，回忆成篇，以见一斑。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不久南京沦陷，成贤街文德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亦遭蹂躏，所有图书、仪器、标本、设备全部毁灭，人员星散，缓走者即被拉夫。
秉师痛心之余，只身来沪，幸免于祸。席不暇暖，即在总社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明复图书馆重建研究室，二楼设生物实验室，三楼设标本室，屋顶设动物养殖场，自已则在叔初贝壳图书室办公，研究不辍。助理陈进生仍随秉师工作，研究不辍。
秉师善于利用时间，将历年因印刷厂积压的论文加以整理出版，寄往国外交换达500余处，未稍停顿。明复图书馆亦不时接到外国来函关切，并愿捐赠新出书刊，因此明复图书馆常有新出报刊书籍陈列阅览。
进步的《大公报》在上海发行，报馆主人胡政文、主笔张季鸾与秉师有旧。一天下午，秉师邀我与他同去往访胡、张两先生。见面后，首先介绍我与胡、张两位相见。稍坐定，秉师说：“现在战事方殷，民生涂炭，我们困居‘孤岛’，赤手空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之奈何”？张季鸾先生接着说：“书生报国，笔扫千军。”胡政之先生也说：“我们事业，正是如此。且看变化。”他们都很忙，我和秉师别无他事，少坐即辞出，各自回家。
次日上午，秉师对我说：“昨日胡、张两先生辞简意赅，启发很大，我建议以后每星期六下午不作别事，自己选题，各作文一篇，投登次日《大公报》发表，以鼓励人民抗战情绪。”秉师用“骥千”笔名，意思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用“汉士”笔名，意思是“大汉民族不可侮，小日本何足道哉？”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即开始实行。我们这样干了几个月。有一天，秉师对我说：“我们做的事被汉奸知道了，说要追查这两个人。报馆也受到日寇军方警告，不准这样活动，看来不能再继续了。”写文章的事就从此停止了。
上海华洋杂处，本已复杂，现在战争发生，更见紧张，几十万人云集“孤岛”，物资有出无进，百物飞腾，居大不易。我和秉师两家都是入不敷出，瞻念前途，不堪设想。但秉师的研究工作，我编辑的《科学》杂志，都照常进行。一直干了四、五年。
有一次，有个“好心人”知道我们生活困难，愿意半价馈赠我们每家面粉三包（这时面粉已涨到每包十余元大头），虽然这时吃不到面粉，小孩饿得面黄肌瘦，但秉师为了民族正义，毅然婉辞谢绝，不为物质所诱惑。后来知道这位“好心人”是一名特务汉奸，到处拖人下水。
1941年冬，日寇偷袭珍珠港，立即占领上海全部租界。几十万市民生活在铁蹄下，生命毫无保障。日寇最仇视“文化人”和文化机关，中国科学社早被列入黑名单之内。果然没过几天，日寇派军车宪兵到科学社明复图书馆进行搜查，见有“主义”字样书报，一律抽走，前后几次，拿去几千本书刊，并且命令科学社停止一切活动，《科学》停刊，图书馆关门。
科学社理事看到如此形势，开会议决停办，遣散职工，留职停薪，自找出路。秉师和我都失业了。
这时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汉奸充斥上海，《科学》停刊不久，就有人对我说：“科学无国界，编辑为大众服务，现在物价飞涨，你们失业，如何是好，有人愿意支援《科学》恢复出版，你们都可加薪，不必自苦。”云云，经我晓以民族大义，严词拒绝，后来告诉秉师，他说保持《科学》纯洁，做得很好。
抗战期间，秉师常有内地友人来信，关怀之外，字里行间，责备我们贪图上海安全，不肯去后方，这实在是不了解情况。其实我和秉师到处打听去后方路线，最后总是落空，曾由东大旧同事张海珊先生转托其同乡人胡独鸣君护送走杭州入江西转重庆，只带随身轻便行李，箱子钥匙交给胡君，说定动身日期，房子也让给别人，一切都讲好了，临行之前，我同爱人到秉师家，拜见了秉师母，择日起程，谁知就在次日，传来消息，说此路不通了。胡君把钥匙交还。九个月计划，又成泡影。秉师说：“内地朋友不谅解，也无可奈何，但求无愧我心。”
背景链接：秉志（1886-1965），满族，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刊行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从20年代起，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中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培养出一批不同分支领域的早期动物学家。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50年代后，全面地研究鲤鱼实验形态学，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秉志先生于1920-1937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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