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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难的少年时代
1947年9月24日，沙祖康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邮堂乡（后改名徐舍镇，现名杨巷镇）奖坫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沙祖康的父母共育有7个子女，他是家中的老大，从小就深深地尝到了贫困的残酷滋味。
家中子女众多，父亲的腿又有残疾，日子总是过得入不敷出，沙祖康的两个弟弟因此不幸早夭。从记事起，他不但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要负责一个小妹的全部生活开支，这是他们家内部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笔者问：“你自己还是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挣到钱来养活两个人？”
沙祖康哈哈一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办法有的是。我们养兔、养羊、养鸭。我安排妹妹白天去割草，自己每天清晨先起床为全家烧一锅稀饭，然后挑着粪桶走村串户到人家茅坑去捞蛆虫，回来洗干净养着用来喂鸭，这样喂出来的鸭子长得又快又肥。早上喂完了鸭呀、兔呀才吃早饭，然后再赶到七里路之外的学校去上学。”
谈起这段经历，从他的语气中既能读到一丝辛酸，更能感觉到那种回望人生的淡然。
笔者问：“听说小时候母亲不让你去上学？”
他说：“当时母亲也实在是被逼得没法子，家里的很多活要人干，学校又那么远，因为买不起鞋，大多数时候只能赤着脚去上学，天长日久，脚上的茧子老厚老厚，冬天裂口子，一扒就鲜血淋漓。母亲也有舍不得我的意思，有时会双手叉腰挡在门槛上不让我去学校。这时父亲总会出来打圆场，让我从母亲的肘边遛走。”
沙祖康的父亲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国人开的石油公司做工，跟着地下党外围组织做过事。解放后不久，国家号召部分城市居民回乡务农，他就拖家带口回了老家宜兴。当初因为有安置费，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他的腿因为生病落下残疾又不能干挑担这样的重活，日子就越来越难了。但父亲毕竟见过世面，知道上学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因此一直坚定地支持沙祖康读书。
沙祖康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学得特别用功，成绩也很优异。“上小学的时候我数学特别好，算账又快又准，跟母亲去小集市卖些家里的土产，像鸡蛋或鸭子什么的，母亲刚跟人家谈好生意，我立即就能报出账来。这让母亲觉得上学还有点用处。”一想到这种事，沙祖康童心未泯，流露出孩子般得意的神情。
到上中学时，沙祖康的理科成绩已相当突出，本来应该向理工方面发展，但因为偶然的机会，他的学习道路却偏向了文科。当时，有两个比他高一级的高中同学分别先考上了北外和上外的英语专业，他们来信向沙祖康讲述学习经历，那种有外教、有电教的学习场景深深地刺激着他的想象力，使他觉得学外语是一件很令人向往的事。于是，他的高考志愿全部填的是英语专业。
由于学习比较辛苦，又吃不饱饭，沙祖康参加高考时差点前功尽弃。考最后一场时，沙祖康吃了一片南瓜就进了教室，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等考完后才感到饥肠辘辘，走出考场四、五步后，他顿觉天旋地转，一下子晕倒在地。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考试中途，或许他的人生道路就会岔往另一个方向。
收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沙祖康非常兴奋，但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母亲一把拿过通知书，将它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流泪，对儿子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供你上大学？”沙祖康非常伤心，默默地捡起那些碎片，将它们一片片地粘好，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贫困的窘境！
1965年秋天，历经磨难的沙祖康背着唯一的行李―――一条用旧棉絮和旧蚊帐布做成的棉被，如愿进入南京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从此掀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四、在南大求学的日子
由于小时候长期营养不良，沙祖康考入南京大学时个头才一米四七，体重七十四斤，打饭或开会排队时经常被人误以为是闯进来捣乱的小孩。那时戴上大学校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于是他总不忘把校徽别上，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进大学后伙食改善了，只一年多时间他就窜高了十多公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外语系可谓人才济济，聚集了范存忠、陈嘉、钱佼汝等一大批知名学者。这里学风纯正，研究氛围浓厚，新入学的大学生们就像踏进了百宝园，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沙祖康在中学时期得益于英语老师史凤云的培养，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一进大学这种优势立即显示出来。
沙祖康回忆说：“我当时上课总是抢着发言，很快在同学中就小有名气，一些同学主动来找我帮他们做辅导。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就结束了。”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突然降临，教授们或被批斗、或接受劳动改造，学生停课造反，整个学校陷入混乱之中。小小年纪的沙祖康因为根正苗红，成了红卫兵的代表，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但过了没多久，沙祖康就觉得，总这样下去，学业荒废，离当初上大学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了。于是，他开始琢磨怎么利用现有的各种条件来继续学习。
“当时教学楼的走道里竟然有台英文打字机，虽然老旧，却是一台纯正的进口货，我就利用它来打英文的毛主席语录，一来可以背诵毛选，二来学习了英语，三来练习了打字速度，可谓一举多得。后来参加工作，我的打字速度不下于专业的打字员，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赵学熙先生回忆说：“那时不少学生都在忙着造反，而沙祖康对当时唯一能买到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是从不离手，他从那当中既学了英语，又能掌握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知识。”
沙祖康的同学瞿斌对他这一点尤其佩服：“文革开始时，大家稀里糊涂地造反，他却很清醒，经常跟一个要好的同学沈龙海一起去教学区看书，总是很迟才回宿舍。后来想想，沙祖康有理想有抱负，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沙祖康与夫人刘谨凤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她在一旁提醒道：“老沙，你应该跟丁老师讲讲当年躲到图书馆读书的事情。”
沙祖康笑着说：“当时红卫兵进驻校图书馆清理阶级队伍，不少专家学者靠边站接受劳动改造，我是红卫兵代表，故意将他们安排到一边去休息，自己一头扎到书堆里读书。就是在那时，读了很多别人读不到的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我的文化知识的底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
因为一直在坚持学习，虽经文革冲击，沙祖康的英文水平仍在不断提升。毕业前，著名学术权威范存忠教授在主编《军事用语辞典》，吸收沙祖康参与了部分辞条的撰写，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本科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了。
大凡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学习不光是学知识更是学做人。这一点在沙祖康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蒋克老人回忆，文革开始后不久有人贴出了《妈妈书记》的大字报，矛头开始指向这位老革命。学校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去溧阳的南大分校接受劳动改造，蒋克也在其列，一时可谓人人自危。“上百里的路，当时只能步行着去，我身上背着一个装着生活用品的大包袱，很沉很沉，走到半路，一个小伙子大声嚷嚷：‘走得太慢了，这样会耽误行军的！’然后就一把抢过我的包裹自己背着往前走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沙祖康，他这是冒着风险帮我呢，直到驻地后，他才朝我使使眼色，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就走了。这说明，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做人的纯朴本性也没有改变。”正是因为这一点，蒋克开始对沙祖康刮目相看。
1970年夏，已到了沙祖康他们这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日子。当时中央军委和外交部都有意要沙祖康，蒋克代表组织找他谈话。沙祖康认为，从性格角度他更适合去军队工作，而蒋克帮他全面分析了利弊，认为从发挥专业所长的角度他更适合去外交部。最终，沙祖康接受了蒋克的建议，由此成就了一个外交家的传奇人生。
五、做个“完美主义者”
采访的最后，笔者请沙先生给在校学习的后辈学子们提出一些希望。他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大家，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件事。
第一，要有理想，也可以说是要有人生目标。沙祖康说：“这个目标不一定要有多么宏伟，但你不管干什么，必须在你的行业里做最优秀的。过去叫三百六十行，现在三万六千行都有了，行行出状元。有一次，我让钱其琛副总理给我提意见，他就笑笑说：‘老沙，你是不是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啊？难啊。’我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知道这不现实，但我就这样要求自己！’”
第二，有了目标以后，应该为之去做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刻苦。“如果你空有目标，无论有多大的抱负，你不去为之付出，那只会变成空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去努力就能做成的事。”他举例说，绝大多数人认为定于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是没有希望的。但结果是不仅成功地召开了，而且在会上通过了一个成果文件《The Future We Want》（我们向往的未来），成为指导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的文件。现在联合国各机构正在一项项地落实这次峰会的决定。如果不是自己持续不懈的努力，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沙祖康说，他几十年都没有休过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工作，最早睡觉是凌晨一两点钟，八点钟起来，几乎天天如此。他批评“混”的人生态度：“有些人就是混，认为在这里没干好，没关系，过几年调个岗位，换个工作就行了，他一直怀着这样的想法，总以为到下个岗位他能干好，等他意识到问题后，发现自己已经老了，结果一辈子就是个混混。我呢，就是觉得应该把每个岗位的工作都做好，哪怕是明天要离开的岗位，今天一定要负责到底，把每件事情做好，这一段做完美，到新的岗位上再从零开始，这样就没有做不好的。”他认为，目标的实现可以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没有这种幸福感，像我这样干早累死了，但我不以为苦，反而在工作中感受到很多乐趣。也有的人，上街买个便宜货，激动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你的幸福观，也行。而我觉得把想干的事干成了，我就很幸福。”
第三，要学会辩证思维，掌握辩证的方法。“有的人目标也明确，有的人也很刻苦，日日夜夜的工作，但是效率很低，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用辩证的方法处理问题。”什么是辩证思维？他分析说：“其实，任何好事都有坏的一面，坏事也有好的一面。你要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你要多想想成功的元素，把你逼急了，就要破釜沉舟，只能往前走，那就是积极因素。同样，取得了胜利，大家很得意的时候，你要看到存在的很多弱点。所以，我每次打完一个外交战役，给国内报告完了以后，一定要和同事坐下来，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残酷无情地解剖自己。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把成绩先忘了，专门找问题。包括我自己，大家先自我解剖，然后互相评论，对事不对人。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他问我：“你说对于谈判双方来说，什么样的结果是最佳的？”我说：“应该是双赢吧！”他哈哈一笑：“大家都这么认为。其实双赢就是双输。所谓谈判成功，就是达成一样东西，每个人都不满意，人人不满意的东西是最成功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满意。关键是人人都要同样不满意，everybody equally unhappy，不满意度必须是一样的。谈判就是谈判方都要有取有舍，找到一样东西让大家都不满意，反过来说就是让大家都是满意的，这就叫双赢或多赢。”他用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思维。在他看来，辩证思维就是要有全局观念，要有全球胸怀，要能换位思考。最后，他说：“我强烈建议孩子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文献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复看的，一个字一个字抠的，特别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它们集中了中国革命中人类的大智慧，对我这么多年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次采访得到南大校友总会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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