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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正当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之时，一批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学衡派”。
《学衡》杂志从1922年1月刊行至1933年7月，历时近11年，先后印行79期。主要是反思、反对新文化运动中的过激偏向，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成员主要指以吴宓、梅光迪、胡先�、柳诒徵、刘伯明及其门下弟子以及其他在《学衡》上撰文批评新文化运动，或是译介白璧德及西方人文主义，认同共同文化理想的部分《学衡》作者，其中吴宓为《学衡》的实际主持者和灵魂人物。
从形式上看，人们可能会给“学衡派”贴上“复古派”、“保守者”的标签。但仔细辨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不是采取遗老式的态度，并非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创新活动，正如吴宓自述：“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维护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缅怀和悼念，而是想以西方新人文主义理想重新解释、构建中国传统，又如吴宓所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在文化演进上，“学衡派”也同意要用新的建树来替代过时的、应淘汰的旧物，但又强调这个文化更替的过程有赖于较长时间的新旧并存，以供从容比较、试验、选择。突然宣布对某种文化的“推翻”、“打倒”，往往会造成梅光迪所说的“以暴易暴”，因此他们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更不同意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认同于“存旧立新”或“推陈出新”，注重文化应“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从“学衡派”一系列具体的观点、主张看，与其说他们为新文化的“逆流”，毋宁称他们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衡》杂志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延续和开创了南京大学对中国文化一贯的守成创新路径。审视南京大学创校、立校史，即可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持一种冷静的态度、传承的立场和扬弃的方法，是南大的一贯做法。这种特色和历史上北京大学的新文化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三江师范学堂创办者张之洞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倡导者。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将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认为“平乃能和，和乃能进”，提出了“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主张中西文化比较、互通。到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上任伊始，即发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就职演讲，一改激进的反传统者立场，认为中央大学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在此谱系中，“学衡派”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重提“学衡派”，一则是要重新肯定这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特殊贡献，另则是借鉴“学衡派”的经验和方法，从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利于推进文化综合创新。
一要借鉴“学衡派”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就是一种文化自我意识，就是实现费孝通先生强调的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学衡派”成员秉承中华民族的本位文化信念，主张正确地对待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并对之持同情理解的态度。梅光迪等人多次强调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的坚实的基础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他们的具体观点可以商榷，但是“以我为主”的文化自觉意识还是有积极价值。
二要借鉴“学衡派”的学者使命精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中，认为用学问的方式关注社会、服务于社会，乃是学者阶层履行其特殊使命的基本方式。“学衡派”大声疾呼：“今日吾国学术界之最大需要，为真正学者。”他们自勉勉人，呼吁发扬“真正学者之精神”。论述大多表现出非政治的学理性取向，不是出于短期功利性的动机，真正彰显了知识分子的“非依附性”特征。
三要借鉴“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学衡派”认为教育的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换言之，教育的功能可归结为既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又养成“修身之志趣与习惯”。刘伯明就直言教育者当“了然教育之以造人为目的，非仅授予智识技能”。“学衡派”认为培养人才要中西会通，造就“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在吴宓称“博雅教育”，在刘伯明则叫“博约之道”。说法各异，内涵相通，即强调“调和文理，沟通中外”。“学衡派”还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创立我国独立之教育制度”。今天看来，“学衡派”的教育理念仍有现实意义。
当然，就“学衡派”的文化史观和立论基础而言，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今天重提《学衡》，但又要超越《学衡》，要从《学衡》走向“新学衡”，要在新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对南京大学而言，从《学衡》走向“新学衡”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治学办校的传承与创新，是所有学者与学子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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