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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 今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76周年祭日。当天上午10：00，防空警报声响彻石城，南京用这种方式警示世人，向76年前惨遭日军屠杀的遇难同胞表示悼念。南京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了76年，但南京30万遇难同胞和无数深受苦难的难民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正如1984年迪蒙・杜图（Desmond M.Tutu）所说：“如果我们试图忘却……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症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是阴魂不散的。为促使作恶者认罪并寻求和解，有必要使人们了解发生在南京的事实真相。”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燃起战火，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占领了北平、天津后，8月13日，又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迂回中国军队。11月12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击。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南京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一
在此之前，金陵大学被迫西迁。为保护学校资产，校长陈裕光委任历史系贝德士教授(M.S.Bates)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副校长名义留在南京，担任守护校产的重任。应变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史迈士（L.C.Smythe）、林查理（C.H.Riggs）、特里默（C.S.Trimmer）、陈嵘（Chen Yung）、齐兆昌（C.T.Gee）和顾俊人六人。此外，一齐留校的还有另外28名教职工，包括一些志愿者。日军攻入南京后，这几位美籍教授挺身而出，组织并参与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并利用金大校园设立了难民收容所，“为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提供了无私的救助和卫护，从而在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屠杀中，使南京数万妇孺贫民免受了日寇铁蹄的蹂躏。”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位于南京城的西北部，那里离日军进攻南京的主攻方向城东部、南部较远，较少军事设施，而且是外国使馆与教会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以金陵大学和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为中心，其范围“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向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占地面积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南京市城区面积的1/8 。安全区四周插有白底红圈红十字的旗子作为醒目的标志，“英美法等很多个国家的国旗也插满了周围和屋顶上，到处都贴有布告”。1937年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安全区正式开放，最高时约有25万难民涌入。区内共设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与金大相关的有金陵大学蚕厂、金陵大学图书馆、农科作物系、金陵大学（宿舍）和金陵大学附中。金大难民收容所由贝德士、留日回国的陈嵘教授和所长齐兆昌共同负责，收容所内每幢房子均有金大留守职工管理，并且收集相关情况反映给国际委员会。除一般难民外，居住在其中的“还有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包括各高校留守人员1000 多人,南京中小学生5 万人中来不及逃走的数千人，上海和沪宁线各校师生尤其是教会学校师生数千人）”，以及从金女大转来的数百名女性难民。
难民们在安全区内大致有三种居住方式：“一种方式是进入公共建筑中过大集体式的生活，交通部旧址、司法部、最高法院等政府办公楼，以及陆军大学、金陵大学、金陵中学、南京神学院、五台山小学等学校的校舍都被用作避难所。另一种方式是住进建在这一地区的中国高级官僚的宅邸，这些宅邸的主人都已逃出南京，每个宅邸都有几家人住在里面，其中包括他们的亲戚和他们有关系的人。随着难民激增，外国人的宅邸也开始被难民占用。还有一种居住方式，是一些带了寝具、食物、炊具的大家庭在安全区内找一块空地，利用草席、竹帘、稻草、褥垫、门板等材料搭建小棚。”据程瑞芳日记的记载：12月10日，金男大（指金大）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了棚子……12月18日，金大还有房子没有开,我们住不下，华（魏特琳）叫齐先生（齐兆昌）开一些房子，送些人到那边去了。而到12月20日金大调查时，用于安置难民的处所已有新科学馆、农学院（西大楼）、体育馆、甲字到壬字宿舍、图书馆、女生宿舍、农场及南庙、各住宅、浴室等17处。此后，随着难民人数的减少，到2月16日、3月31日两次调查时，都只剩有新科学馆、农学院、体育馆、戊字到壬字宿舍等8处仍有难民居住。此外，金大礼堂（大礼堂和小礼堂）还被国际委员会用来储存粮食和煤炭。其中，图书馆以安置女性难民为主，体育馆中则大多是男性，但很多难民是一家人一齐逃进来的，所以也有混住的情况。由于难民众多和地方有限，收容所规定每人只能携带少量随身物品，并且全部打地铺。而后来的难民则只能在空地上搭棚子居住。收容所职员毛德林后来回忆：“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金大将学生宿舍和教室、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等全部拆除，以便容纳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了，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好在室外露宿。当时南京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我们多方设法，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而人力取水，水量有限。大小便也是问题，只能找点芦席搭个棚子，开个地沟来应急。”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情况也有类似的描述：“楼内肮脏拥挤，卫生设施很差”，“许多难民生活在遍布整个辖区的草席棚和帐篷里。”
二
收容所内的难民除靠他们自己带来的食物和国际委员会拨付给各个收容所进行分发的米、面生活外，还可以向国际委员会特许的私商购买国民政府撤离前提供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并且红�字会和红十字会还在收容所附近开设有多个粥厂。因此，金大收容所内的难民除靠自己垒灶做饭或家人白天送进来的食物外，每天还可以两次（上午10点、下午4点）到红�字会设在金大的粥厂购买米粥（每碗3个铜板）。而贫困者则可以凭收容所发放的白布条免费领取食物，“每人一碗，大人一大碗，小孩一小碗。”这些难民偶尔还可以吃到萝卜干和蚕豆，胆大的人则在晚上到北极阁附近的菜地挖些白菜，在学校操场上支上灶台，煮白菜汤给大家喝。但由于长期吃粥，许多人都出现了腹泻症状。
除食物外，国际委员会还提供棉花和布，供难民做被子用。此外，还发放了相当数量的救济基金，“从开始工作到1938年4月30日止，发至难民手中的救济款达251900余美元，相当于平均城里每人1美金，或是难民营中每人5美金的救济。”同时，金大收容所还雇用了一些难民协助工作，并组织有技能的难民进行生产，如春耕、织布、被褥衣物的准备等，以此作为工作救济来帮助难民：“为抽调难民利用本校空地生产粮食起见，在难民区内选择能够从事耕种之难民100名。将以上难民由本校分配于城内外空地指使春耕，每日每名由国际救济委员会发给国币三角、米一升，凡遇雨天不能工作者，仅发米一升。以上春耕期间以四月一日至六月末日为止，所需一切农具、房屋等由本校设法供给。”
由于金大收容所内住有大量的女性难民，所以还有孕妇生产的情况。金大难民生产调查表（1938年2月11日）就记录了包括家长姓名、原住地址、现住地址、生产日期、婴儿性别、小产存否、小孩现有几周、乳娘补救办法、乳娘有余否、生产死亡日期等10项，共44名孕妇的情况。这些产妇多被安置在图书馆和东楼（理学院），两地各有15人。在小产的6名孕妇中，2人的婴儿不幸夭折，而存活下来的婴儿中最小的仅有2天，最大的也不过3个多月。由于生活困苦，导致绝大多数产妇乳汁不足，只能以粥为补救办法来喂养婴儿。这种情形直到“（1938年）二月二号，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给难民小孩吃的,也有奶粉,为婴儿吃的”之后，才有所改观。”
在局势逐渐稳定之后，金大收容所还为难民们“开设了四门指导课，在农业专修科学校办了一所小学，在蚕厂大楼办了一所农民学校，在北大楼办了汉语、英语、日语和数学课程班，还在鼓楼教堂为老年人办了识字学校。”在日军占领金大后，陈�和齐兆昌还组织人员在乾河沿金陵中学，举办了金陵补习学校，由陈�任校长，齐兆昌任总务长，此举不仅使一部分失学青年得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帮助留校职工维持了生计。其中，在北大楼举办的金大难民自修团“由陈嵘博士组织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按照课程表（1938年3月29日），课程安排从周一到周六，每课时为1小时。上午从7点到12点，下午从1点到5点，休息1个半小时后继续上课，直到晚上8点全部课程结束。每天的课程基本相同，包括女子体育、高级算术/男子体育、高级日语、特高中初级英语/中级日语、初级日语、高中初级国语（每天2节）、唱诗/查经/劳作（每天一门，每周循环2次）、音乐、初级算数/圣经研究会。另外，在周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间还安排有联合礼拜。参加自修团的难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课程，到农学院109号报名，然后到指定的教室上课：联合礼拜、查经、唱诗在理学院大礼堂举行，初级英语在理学院B10号，中级英语在理学院B11号，高级英语在文学院（北大楼）AB9号，其余各班均在农学院201、201号上课。自修团的教师中，除陈嵘、齐兆昌、顾俊人这样收容所的管理者外，大多为难民，其中姜本信、杨柏舟、居晴初等同时还作为学生选修了所开设的高级课程。由于缺席者没有被包括在内，这份学生名单只记录有235人的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和所选课程三项。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年龄大多在7-18岁之间，其中10岁以下儿童所选的课程多为初级国语，初级算术和游戏三门，年龄稍大者则多选择高级国语，初、中级英语和初级日语等课程。
三
除去生活的苦难，金大收容所的难民们还面临着日军不间断的暴行！“日军成群结队地挺着枪剌冲进难民区，搜捕藏匿于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警察。抓到后便拖出人群殴打，五花大绑地押走，有反抗的则被当场刺死或开枪打死。日军还不顾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欧美籍人士的拦阻，掳走年青女子……”
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命运也同样悲惨！“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罪恶的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至于校内房屋及商店，则没有―家没被抢劫过，而且抢劫后还往往用化学药物纵火焚烧。为了抗议日军的种种暴行，贝德士根据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建议，“单独用文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包括：日军一般官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以及60余起杀伤事件。总之，“全城民众之食粮与金钱即已尽为（日）兵士搜索而去，彼等之被褥又同遭洗劫，不能避严寒之侵袭，大都已病不能兴……街头巷尾闻涕泪相告，日军所到之处，无一人一室可获安全！”
随着日军政策的改变和伪维新政府南京市政公署的成立，金大难民收容所在1938年5月底被迫关闭。其中，美籍教授或回国，或前往西迁成都的金大继续教书，而部分中国职员则继续留守，直到金大回迁南京。抗战胜利后，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三位教授被国民政府各授景星勋章一枚，陈嵘、齐兆昌、顾俊人、史德蔚、史迈士等人也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此外，贝德士、史迈士还和其他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一起出席了东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他们用亲眼目睹的情形作证词，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将日军的侵华罪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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