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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第一天，早退了休的我也不会觉得有一点儿放松。
今天我急于打开网络不为别的，我目的很明确，是要寻找一部名著引进中国内地的渊源。这部震惊世界的书与我家也渊源久矣，在我的想象中，至少是幻想中，这一领域会有我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赵瑞蕻。但是搜遍一个又一个有关页面，见到一位又一位耳熟能详的前辈大名，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至90年代还在开译的至少八九位译者里，都没有他的影儿。只是查到后来，在一位父亲同行的问答文章里，提到父亲对他译风的批评。原来这其中还有观点如此对立的大争论啊，我自然会倾向于父亲，也认为在交待《红与黑》中美貌可怜的德・雷纳尔市长夫人的结局时，“他死了”三字比“魂归离恨天”反而更有力量。本文中还提到“已故”，大概便是指骤逝于1999年小年夜的父亲了。
1943年春，在四川嘉陵江东畔，一个叫柏溪的幽静而寂寞的小山村里，我的父亲赵瑞蕻开始了和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Stendhal）的名著《红与黑》的漫长对话。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遭受外敌蹂躏的年代。父亲和大批爱国青年学生于抗战初期毅然告别了故里亲人，冒着战争的硝烟，辗转数千里进入云贵高原求学。这就是后来被世界公认为治学奇迹，精英荟萃的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夏父亲从联大外文系毕业了。他先留在昆明英专等校教书，第二年冬天去重庆和我母亲及初生的姐姐团聚。一天在父亲任教的南大中学，他偶遇联大老师柳无忌先生，得知中央大学分校急需教员，柳先生当即引荐父亲结识范存忠先生，时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范先生不拘一格选贤纳才，不满27岁的父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
分校设在柏溪。56年后，已逾八十高龄的父亲写下了《梦回柏溪》。我惊诧他如此好记性，能将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春往事娓娓道来。文章细腻而充满深情，在他的描述下，我仿佛也来到了嘉陵江上的渡口，眼前有只只篷船和流汗的纤夫。那时江水还是碧蓝的，穿着棉袍的父亲，夹着书籍和简陋的铺盖卷兴冲冲赶去报到。他乘船沿北江上，约20里路程，靠岸后，再踏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进山，那路的尽头便是校址了。父亲住在地势最高的教师第五宿舍，可以“远眺江上风帆和隔岸山色”，附近是“幽径，竹林，三月里油菜花香四溢”。国难中竟有这样宁静的治学环境，虽艰苦也觉欣慰。父亲在这里一呆就是4年。今天若不是有幸读到父亲生前写的回忆，我哪里能懂得，贯穿他一生的抗战情结竟是如此激昂，他们这代人的学问精深丰厚又来自何方！
柏溪成了父亲实现第一个文学梦想的摇篮。教学之余他辛勤酿制的一枚枚硕果，有散文，有诗歌，也有翻译。在我尚在母亲的腹中时，译著《红与黑》即问世。
父亲写道：“假如我1932年在温州上高中时，我的一位敬爱的英语老师没有偶尔间跟我谈起《红与黑》这本小说名著，使我心上就淹留最初新鲜印象；假如我后来到青岛上大学时没有学习法文，1938年1月间，我没有随学校西迁昆明，坐粤汉路火车南下，再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时，买到了《红与黑》的法文本；以及后来1942年冬又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借到了司各特蒙克里夫的《红与黑》英译本，使我有机会对照原著细心阅读，深受感动，迷上了斯丹达尔这部精彩的书的话，我决不会萌发翻译《红与黑》的念头。”
父亲在高中二年级就开始翻译东西了，狄更斯的《星的梦》、蒙德的《失去了的星星》是他17岁的处女译作。这是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大学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外文学融会贯通。最初父亲学英文，到了联大，在吴大元先生的教授下学习了3年法文。吴老教学以严厉闻名，曾有一女生被叫起念课文时都吓得发抖了，同桌的父亲在一旁悄悄鼓励她。但是严师出高徒，给父亲打下了80岁时还能给在巴黎的女儿写法文信的坚实底子。
父亲的文章里几次提到的英文老师叫夏翼天。在《红与黑》译者序里他写道：“我第一次晓得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乡温州，一个美丽的山水之乡。那时候，我有一个相知的老师，他很喜欢这部小说，时常跟我谈论它……晴和的礼拜天下午，我们常带了一点吃的一起到江边散步，或者坐舢板渡江，上孤屿江心寺玩。有时坐在沙滩上休息欣赏瓯江上的晚照，烟霞中的归舟……我们有时聊天中便转到《红与黑》的故事上头了。我的老师常这么说：唉，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叫做玉连，很漂亮，可是心里挺厉害谁知道呢？哎，红指的是什么？黑的呢……”
夏老师在温州中学只教了一年就离开了。抗战期间他们师生俩只见过一两面，就在《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的前一年。之后，生活窘迫的夏老师去了英国，从此音讯全无。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正中路610号的作家书屋沪版相继出版了父亲的译作《红与黑》。前一本为土纸本，封面的右上角有“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字样，扉页上印着“献给幸福的少数人”。吴大元先生收到赠书后很快回复，他写道：“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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