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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赵蘅女士回忆她父亲赵瑞蕻先生的文章，赵先生的音容笑貌，与翻译家、诗人风度又展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他又在我们中间朗诵他的诗歌，又在伏案写作。
赵蘅特别回忆了她父亲翻译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的事迹。据说，现在网上关于《红与黑》的信息资料，没有这部名著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赵瑞蕻的名字。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作为赵先生的后辈，我知道，南大与我同辈的学人，特别是中文系与外文系的师生，大多知道赵瑞蕻先生是《红与黑》第一种中译本的译者，是他第一个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上世纪60年代末，我与赵先生曾一起在南大溧阳分校下放劳动，从此开始我们亦师亦友的情谊。
赵先生当时已年逾花甲了。他是中文系这次下乡劳动的唯一长者。
赵先生被分配烧大炉，为我们的生产队供应开水。他每天一清早夹着一本厚厚的书去锅炉房，点火烧水。我们下田劳动时，常能见到他，相互点头微笑，我们称赞他是一位用功的读书人。晚上闲聊时，才知道他夹着的那本就是《红与黑》原著。他说，炉子烧旺，水烧开后，他就可以坐在那炉膛前借着膛内的火光一页一页的读书了。我不知道这已是赵先生第几遍读《红与黑》，但我知道，这是他每天最快乐最畅心的时刻。他进入了《红与黑》里的那个世界。
我们每天劳动之余，在那个住了二十多人的大房间里相互交谈，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无所不论，算是劳动一天后给我们自己的一点安慰。我们也让赵先生讲他翻译《红与黑》的故事，讲他的文学生涯。但赵先生讲他自己很少，而且总是显得有些腼腆，但他回忆起他的老师朱自清与西南联大时却满含深情。他讲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讲了在联大开始写诗，诗人、学者朱自清怎样鼓励他培养他。若干年后，他把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回忆写成文字，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上，题目是《梅雨潭的新缘―――怀念朱自清先生》。他的文字比他讲述的更翔实、更富有诗意。从中可见赵先生对朱自清师，对西南联大的慕孺之深，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朴素而赵实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始终珍藏在他的心里。文章的最后，还抄录了他那篇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诗作《梅雨潭的新缘》。诗人写到：
忘不了先生那些精彩的散文，
忘不了梅雨潭上有他的足印……
我如今独立亭前，看瀑布飞旋，
满山杜鹃啊，一片红焰的歌声。
我挥一挥手告别了梅雨潭，
林间鸟喧，在春天芳菲的傍晚―――
该多好，请朱先生自己来写这首诗！
该多好，如果先生重到梅雨潭！
由于我与赵先生二家的住地邻近，他住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南大16宿舍。我当时住鼓楼二条巷。每次我穿过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就有可能遇见赵先生。相见时一般都要站停三两分钟或更长时间，寒暄几句后作些交谈。赵先生会坦诚地讲些他在江苏诗歌界的交往，吐露一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巴金、杨宪益等，还有江苏的诗人。
有一次，在交谈中他看了下我，他正在着手重译《红与黑》，这使我恍然大悟，赵先生在大炉前谈《红与黑》原著，原来是为他的重译该著作准备，他在当时一定就有了重译这部名著的想法。
我与赵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前几天。还是在二号新村大门口。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要往二号新村大门口的绿色大邮筒里送。我们讲了约十分钟话，那次他兴致勃勃，爽朗地对我说：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出了后，我要送你一本。他没有讲书名。这回读了赵蘅女士的文章后，知道就是她提到的那本《离乱弦歌忆旧游》（2000年文汇出版社）。
几天后，噩耗传来。赵先生走了。啊，我永远也收不到他的赠书了，连他自己也没有见到这本记录了他文学一生的书。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新译《红与黑》了。赵先生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二条巷，迁居南大的河西新宿舍区。但每次去文科楼，不论步行中或在公交车上，经过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时，我都会凝视一阵那个路边的绿色邮筒，想象赵先生往邮筒走去、手里拿着一封信的模样。
我以后读报章杂志上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时，总是好奇地要去发现有没有赵瑞蕻这个名字。果然，有人说到了他，有人在写西南联大的文化生活时引用赵先生的回忆文章。赵先生被“联大人”回忆着，而他的文字已成为校史资料。赵先生的名字已与西南联大联系在一起。他是幸福的，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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