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于2014年2月12日下午在南京大学安中楼作了题为《一诚天下动》的演讲，在海峡两岸引起热烈反响。他在演讲中亲口讲出与直接涉及到的“南大人”就有李瑞清、江谦、李叔同、罗家伦、李国鼎、唐君毅等六位先生，充分反应了王郁琦先生对于南京大学百余年发展历程的熟稔，对于南京大学育人业绩的格外推重，以及对于或为中国传统文化或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南京大学校友的由衷敬意。
李瑞清：“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王郁琦在演讲时十分感慨地说：“我很喜欢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京大学一百年前的校训，制定者是当时的校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
李瑞清（1867-1920），教育家、大书法家。名文洁，号梅庵，出身于江西临川官宦之家，其父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叔祖则做过国子监祭酒。李瑞清是清末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分发江苏候补道，署江宁提学使，1905-1911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后一度被委任为江宁布政使、学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次长），官居从二品。终生抱持“一臣不事二主”思想，入民国后自署“清道人”。李瑞清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其教育信条是“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重视西方学术，主张培养“中国之培根、笛卡尔、廓美纽司（今译夸美纽斯，捷克伟大的教育家）、陆克（今译洛克）”等，认为这类人物关乎民族命运，“国且赖之矣”。为达目的，他为两江师范学堂制定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他谢世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为褒扬前任校长李瑞清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构筑茅屋三间，取名梅庵，并请本校名师、史学大家柳诒徵题写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额匾悬挂其上。李瑞清以诗、书、画“三绝”饮誉儒林。其诗词古直苍凉，凄艳动人，《清史稿》称“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渊明）、谢（灵运）”，曾被汪辟疆在《光（绪）宣（统）诗坛点将录》中封为“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与被封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的末代帝师陈宝琛并列“掌管诗坛机密军师”――只可惜“为书名所掩”。其“三绝”之中，仍以书法造诣为最高，被尊为一代宗师，与曾熙（号农髯）并称“北李南曾”，书名享誉海内外的“金陵四老”之一的胡小石是其执掌两江师范学堂时期的得意门生。他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画家，著名画家张大千、吕凤子等都出其门下。寓居沪上后，与吴昌硕、黄宾虹、曾农髯并称“海上四妖”，又与沈曾植、吴昌硕、曾农髯并称“民初四家”。
江谦：“大哉一诚天下动”
王郁琦演讲的题目《一诚天下动》取自南京大学校歌的首句：“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智）、曰仁、曰勇。”大哉一诚天下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大大的一个‘诚’字啊，能够感动天下”。这里的“诚”和“动”言近旨远、意蕴深厚：《孟子》一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把个“诚”字定位为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南高与东大时期的校训正是一个大大的“诚”字；而“动”字则是《学记》开宗明义所阐发的“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和“就贤体远，足以动众”的鼓动、感动之意。《南京大学校歌》承袭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它由当时的校长江谦与一代名师李叔同联手制作，前者作歌，后者制谱。
江谦（1876-1942），国学大师。字易园，安徽婺源人，早年受业于南京文正书院，为山长张謇所赏识。后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时即聘其担任堂长、校长。民初做过安徽教育会会长、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8月，江苏巡按使（后称省长）委任江南硕儒江谦为校长，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教育部批准后，江谦于1915年1月17日到任。江谦认为办学应以理想为先，以精神教育为前提。他认为训育（即德育）就是对学生的管理与训练，其要点有三：第一目的，要养成国民的模范人格；第二方法，要渐次扩张学生的责任感和服务观念，使之自觉地向所定之目的前进；第三程序，学生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本校校风负巩固培养之责任，对本校之附中、附小等附属单位负协助责任。而于智育、体育方面，江谦也各有专论。在江谦的办学业绩中，素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他广揽英才、甘心让贤的谦谦君子风范。被誉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的郭秉文、“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以及以“中国科学社”创始社员为基本班底的一批留美名家都是在江谦的感召下来南高师任教的。江谦看重、尊重、器重新派留洋学者，在让郭秉文代理了2年校长以后自己就以“身体健康”和“研究佛学”为由主动地退到了幕后。郭秉文等人果然不负江谦厚望，把学校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办学水平。在南京大学历史上，有人把南高业绩撰写成了一副楹联之上联：“南高之高，高于日月之上”，以对应下联的中央大学时期的骄人辉煌：“中大之大，大乎九天之外”。当然，下联还是后话，它发生在罗家伦等人掌校的中大时代。
李叔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
与江谦所作校歌歌词珠联璧合、相映生辉的是旷世奇才李叔同所创制的歌谱。李叔同是江谦聘请到校的一代名师。
李叔同（1880-1942），旷世奇才。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谱名文涛，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被世人尊称为弘一法师。他曾东渡扶桑，成为我国第一个赴日学习西洋艺术的留学生。在1907年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上，李叔同反串主演话剧《茶花女》,一鸣惊人，被称作是“开创中国话剧第一人”。归国后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他是第一位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百年传唱而不衰，成为不世出的经典名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的曲谱就是由他在南高执教时期创作出来的。他为中国美术史、音乐史和话剧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做出了多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然而，这样一位几乎是无所不精的文学艺术巨擘居然在38岁盛年之时悄然皈依佛门，24年后又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宗师。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卓越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林语堂赞他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张爱玲则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转，我是如此的谦卑。”
罗家伦：“最高学府”的功勋校长
“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罗家伦先生的《新人生观》一书”的王郁琦在演讲中又愉悦地和听讲者“一起重新聆听”了一些“罗家伦的高见”。
罗家伦（1897-1969），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命名者。浙江绍兴人，字志希。早年负芨上海，就读复旦公学中学部，后考入北京大学，曾与傅斯年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赴欧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潜修历史。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任上治校有方，颇有建树。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中央大学正处于数易校长、余波未平的动荡状态。他到任之初，即以明晰的教育理念提出“六字”治校方针（安定、充实、发展）与“四字”学风（诚、朴、雄、伟），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为学校的恢复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他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走出了阴影，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具有超前的发展眼光，曾提出在南郊石子岗一带兴建中央大学新校区，力图建设一个能容纳10000人的学术都城。正当他将这一蓝图渐次实施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计划被迫搁置。之后，他又末雨绸缪，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他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执著地谋求学校的发展，中央大学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致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报考人数的2/3。1941年，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从此离开教育界，担任一些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赴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即缘于他为中央大学所作校歌的歌词：“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推手
王郁琦在演讲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回首台湾经济奇迹的发展过程中，也要感谢另一位南京大学培养的人才，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李国鼎先生”，“南京大学培养了李国鼎，而李国鼎培养了台湾的资讯产业。”
李国鼎（1910-2001），政治家、经济学家。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南京。与南京大学渊源极深，是与南高、东大、中大、南大均有交集、时间跨度长达80年的“老”校友：中学就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学校，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因专业兴趣而转入物理系。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90年代又被聘为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1934年赴剑桥大学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归国，携笔从戎，投身抗日，参加防空照测和钢铁生产。1948年到台湾，相继担任台湾地区“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总统府资政”等经济、财政、科技发展等部门重要职务。从早期拟定《奖励投资条例》、推动“加工出口区”，到后来策划《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创设科学园区等，李国鼎都是主要规划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之一，是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建筑师”和“科技教父”。令人称奇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传统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经典规范。李国鼎在儒家五伦的基础上，于1981年因应现代社会提出第六伦：群己关系。“群己关系”的主要内涵，主要是指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以及在现代社会里需要建立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小爱，“第六伦”则是大爱。李国鼎提倡以“六伦”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之准则，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
唐君毅：“现代新儒学”一代宗师
王郁琦在演讲中动情地说道：“在存续中华文化上，你们的校友唐君毅先生贡献不小，故事也最为动人。”
唐君毅（1909-1978），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四川宜宾人。哲学家、哲学史家，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其父为前清秀才，曾师从欧阳竟无学佛，并著有《孟子大义》一书。其母也有相当的学养，留世有纯朴情真的《思复堂遗诗》。少年唐君毅亦曾随欧阳竟无“太老师”研习释家思想。16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次年即转入中央大学（1926年时学校尚称东南大学，次年更名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定名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熊十力诸师。1932年于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先返成都教中学，不久即回到母校任助教。抗战全面爆发后，入川转任成都华西大学讲师，1940年再赴重庆，任迁渝办学的中央大学讲师，30岁即成为中央大学的哲学名师。1944年晋升为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中大复员南京后，他仍执教母校，直到1949年。其间，曾短期兼任过金陵大学教授和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的领军者。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他受聘为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起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时间，名儒纷至，风云际会，香港成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一方重镇，国学大师唐君毅则被世人尊称为“现代新儒学一代宗师”，国际哲学界亦公认他为“现代新儒学”的一位代表人物。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请，唐君毅赴台大哲学系任客座教授。后因肺癌手术，衰耗加剧，于1978年2月病逝于台湾。“追本溯源，我们要向培养出唐君毅的南京大学致敬！”王郁琦的讲话得到南大师生雷鸣般掌声的回应。
（本文图片由南大校史博物馆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