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起程开甲先生的为人处事，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事，最多提到的是“踏实”、“没有私心”和“奉献”。他当年的同事曹天锡说：“那一代年青人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但同时那代年青人的爱国热情也异常高涨。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只有国富民强，才能为外国人尊重，才能不受外国人欺侮。程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程开甲先生19岁考入浙江大学，那一年是1937年。“国难”二字，对他的影响是铭心刻骨的。浙大“流亡”搬迁，程先生颠沛流离在日机轰炸下完成了学业，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此后，在英国留学期间，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他更是有切身的体会。最后回国的决定，是带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心灵烙印的。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程开甲这一生中所有的选择，他的无私，他的默默奉献，他的勇敢担当。在如此的背景下，再去看程先生在南大的时候发生的点滴故事，就有了不一样的体会。一个蹉跎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而他们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国家。
一把钥匙两家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经济上的低谷，人口的迅速增长，让本来就短缺的物资更加捉襟见肘，城镇的房屋资源也十分紧张，五口之家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的状况，十分普遍。为了有效调配物资，票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子，成为那个年代大批新增城镇人口最困扰的问题。
当时，刚入教职的曹天锡正为房子犯难。与妻子刚结婚不久的他，由于住房紧缺，一直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处所，百般为难。程开甲当时已经是学校里的高级教授了，学校给分了一处房子，虽然房间不大，但也有两层。那时候程开甲基本不在南京，得知曹天锡的难处，便主动跟领导提出，把自己住的房子让出来一层给曹天锡和他的妻子，并且还送了他们添置不久的许多家具，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程家分的房子并不大，好在有两层，曹天锡夫妇就住在了一楼。程开甲的两个女儿还未完成南大的学业就留在南京住在楼上。曹天锡亲切地称呼程夫人为“师母”，师母也经常会给予曹天锡和妻子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在程开甲夫妇临搬离南京前往北京时，她还送了曹天锡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
40多年过去了，曹天锡先后搬了三次家，东西遗失或废弃的不少，但一直随着他乔迁的，有当年程家赠送的一个碗橱，至今还在使用。回忆起当年程开甲如何主动帮助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事，曹天锡一直在啧啧称道他学问好，人品更好。
在南大的十年间，程开甲指导过的学生大多成为了业界的精英，并和他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事。张杏奎、刘圣康与叶纯灏先生就是其中的三位。程开甲工作从来不分公私时间和场合，常常在办公室、家中与他们共同探讨学术话题，交流中国的物理事业发展。带领和指导年轻教师的工作，一直被他当做重要的份内之事。
南京大学物理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时，程开甲先生的回忆长文便是由曹天锡整理。对年轻教师的关爱和培养，是程开甲一以贯之的做法，他说：“做物理研究一定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基础研究为科技开发提供力量。在做科研的路上遇到困难更要下深功夫，虚心再学习。在教师队伍中，老中青相结合，年轻学者的敏锐思想与年长学者在学术上广泛深远的长处相结合才能使南大物理系走得更好！”
一丈布票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生产力低下，棉布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的城乡百姓又陷入了“缺衣少吃”的境地。从1954年9月起，全国各地先后印发了棉布购买证。买东西时，人民币加票证，缺一不可。“无粮票没饭吃、无布票没衣穿”。一张薄薄的“纸片”在那个年月却成了香饽饽。
1959年，一场大规模的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蔓延了大半个中国。物资匮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千万百姓流离失所。1960年，南京大学党委发起了捐献活动，号召党员上交布票，减轻国家负担，救扶更贫弱的人群。
虽然已经时隔半个多世纪，但当时组织捐献的负责人吴维瑛仍十分清楚地记得：在号召党员上交布票的时候，家里有三女一儿的程开甲居然捐出了一丈布票！一个六口之家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能捐出一丈布，这位海归教授让同事们惊讶不已。
也就是这一年，党中央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人头发放，每人每年仅发布票2尺，实际用时，也就够在破旧的衣服上打几个补丁。但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布票不仅仅是穿衣用，添制床单、被褥用，连一块枕巾、一件背心、包括缝制窗帘、桌布也指望着它们。
要知道，一张床单要2丈布票，一个被里、被面1.6丈一个（一套3.2丈），衣服大小不等从1.2尺至10尺一件。如此少的发放量，对比于如此的需求，其稀缺程度可想而知。
每个家庭都需要统筹安排，把布票用在最急需的地方。那时缝制一身衣服，哪怕是缝制一件衣裳或一条裤子，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穿衣服通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是穿到“千疮百孔”舍不得丢。多子女的家庭，孩子的衣物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缝缝补补后留给老三穿。那时无论在机关、厂矿、学校，还是街道、公共场所，很少能看到衣服上没有补丁的人。而就连打补丁，也是需要按相应尺寸收取布票。
从海外西装革履归来，家有六口人的布衣教授程开甲，一下子捐了一年的布票，吴维瑛和同事们一样，对他的尊敬又多了一层。
两个人的“军功章”
其实，这一丈布的背后，不仅有程开甲从一个民族图存的大历史中走来那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更有一个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的平凡女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撑。她，就是程开甲的夫人―――高耀珊。
小学文化的高耀珊与程开甲的婚姻属于封建包办，双方家长在程16岁时就主持订婚，7年之后的1941年，23岁的程开甲信守承诺回家完婚。这场传统的婚姻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了程开甲科研生涯坚实的后盾和保障。
程开甲在南大当教授期间，兼顾着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同时还要为学生的成长操心，为国家相关产业的评估和决策提供意见，一出差就是很多天，即便是在校的时间，也在忙学校的事，基本无暇照顾自己的小家，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定期给家里的老人寄生活费、同事的人际往来，一切剩下的事情，都由高耀珊一力承担。
不当家不知油米贵，一丈布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程开甲不一定真的清楚，而高耀珊却一定明白，可是她更明白丈夫对国家的那份赤诚的情怀。
困难关头，程开甲选择了支持国家，而高耀珊选择了支持他。
“借调”之后，搞核事业，小家庭更加聚少离多。1969年，高耀珊毅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戈壁滩，来到程开甲身边。天山山脉，无名山谷，一座石头黄土的干打垒小平房，高耀珊为程开甲建造起了温馨的城堡。
1998年3月29日高耀珊因病离世，我们已经无缘得见这位伟大的女性。
夫人的患病和离去让程开甲颇受打击。2002年南京华东饭店，吴维瑛与张杏奎、施毅最近一次见程开甲先生，她回忆：“当时的程先生已经深受夫人去世的打击，沉默寡言，与我们合了影，再没有多余的话。”
程开甲说：“我所作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珊一半的功劳，而我却没能为她做什么。”他的同事、朋友，甚至老领导张蕴钰司令都曾感叹：“程开甲是个纯粹的科学家，除了他的科学研究，什么都不会。他的夫人好得很，没有她，他就不是今天的程开甲。”
离开南大后的程开甲开启了他人生里最灿烂的也是最辛苦的一页。荒凉的罗布泊，几乎见不到人迹兽迹的戈壁滩，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如一，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默默无闻甚至长期隐名埋姓。
我觉得“重情重义真君子”是对程先生最为贴切和客观的评价。若不是重情，他不会在与自己相濡以沫数十载的妻子生死相隔后那么久仍无法释怀；若不是重义，他不会倾尽全力千山万水地从英国背书回祖国，也不会克身节俭捐献布票上交国家。程开甲做人严肃，做科学严谨。今天，大家常说要“做有情有义中国人。”可以说，程先生正是用自己的一生在践行着这句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