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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位“三不来教授”便是大名鼎鼎的黄侃。在辗转北京大学、武昌高师、东北大学等多所大学后，黄侃于1928年执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一直到1935年逝世。在宁岁月，曾是吴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也是黄侃“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亦狂
黄侃生性桀骜，狂放不羁。早在还是一位普通青年时，黄侃就已“狂妄至极”。他去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运，王对黄侃的诗文十分激赏，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毫不谦虚，回敬道：“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执教北大前后，正逢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连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都倒戈到了胡适门下，持国粹立场的黄侃对其主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甚为不满，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方才讲课，并常借机嘲讽。有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十分尴尬。又一次，在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跳起来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忍无可忍，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胡适更是大�。终生，黄侃一直没放过胡适。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后来在中央大学课堂上曾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止。
到了南京后，黄的狂性依旧不改，奇闻依旧不少。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出入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一天，黄侃到校上课，未戴校徽被门卫拦下。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门卫道：“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黄侃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去上课吧！”门卫一听，感觉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仍不客气，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正好，校长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此事才算了结。
当时，中央大学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起码也有黄包车代步。而黄侃则卓尔不群，天天步行。一日下雨，“三不来教授”黄侃难得心情好，穿一双钉鞋到校上课。课毕天气放晴，黄侃便用报纸将钉鞋包起，夹在腋下步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还携带一包东西，以为他是小偷，便上前盘问，并想检查纸包。黄侃这次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一走了之，但却从此不再到校教课。系主任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主任不明就里，赶紧报告校长。校长朱家骅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师道沦亡，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朱家骅贵为党国要人，再三道歉，又托众人去劝，均于事无补。
黄侃在金陵大学兼职时，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回来，一日忽发奇想，要在学校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天恰逢黄侃上课，学生皆因去观看“新法阉猪”，而上课者寥寥。黄侃问明缘由后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我与大家都去凑个热闹捧个场吧”。在“阉猪”现场，院长得意扬扬地让学生拖出一头肥猪，将其紧缚在架上，然后开膛剖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找到猪的卵巢在哪，被“阉”的猪却一命呜呼，“阉猪”成了“宰猪”。黄侃当场吟词一阕，讽刺道：“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此词传出，该农学院院长甚为羞愧，只得辞职走人。
对于学术，黄侃也目空一切，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即他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不必论，更不用说白话文。对于学术同行，也很少有入黄侃法眼者，就连其师章太炎的经学，他有时也批评一声：“粗！”。有次马寅初去看黄侃，谈到《说文解字》，黄侃一概置之不理。再聊，黄侃便老大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周作人对此评价道：“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黄侃给学生讲课非常认真，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他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成绩。黄侃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到了期末考试，他既不肯看学生试卷，也不肯在试卷上判分。可是，他这种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一身傲骨，目空一切，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80分”5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90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70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80分正合适。
至于感情，黄侃也不走寻常路，不畏人言，据说先后结婚达九次。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黄侃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她也非常欣赏。一来二去，日久生情，不过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以“人言可畏”劝他，黄侃却说：“这怕什么”，并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
亦庄
疯狂其实只是黄侃的外衣，只是针对他所看不起的人和事，对于自己所看重的人，黄侃却是非常尊重或器重；对于自己所看重的事，黄侃也是及其庄重、认真。
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黄侃尊敬有加。章太炎到东京后，任《民报》总编辑，声名显赫。当时中国留学生竞相趋章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拜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自视甚高的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过狂妄，遂打了退堂鼓。后来，经常阅读《民报》，黄侃对章太炎有了更深认识，并开始不断为《民报》撰稿。章太炎有次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两人于是结识。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作表示。章太炎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还算识相，遂叩头称弟子，偕苏曼殊搬入章太炎住所，日夜追随请教，学问大增。章太炎也深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对于确有才学的同事，黄侃也很客气。黄侃常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诸教授登高望远，饮酒赋诗。1929年的一个秋日，黄侃与汪辟疆、胡小石等六名教授在鸡鸣寺豁蒙楼聚会，一时兴起，意欲作诗，却苦于没带笔墨，便找鸡鸣寺的尼姑讨得一支破笔，在两张毛边纸上挥笔书写，每人四句，联成一诗，题为《豁蒙楼联句》，成为传唱一时的佳话。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问题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在感情上，虽然风流，连章太炎夫人汤国梨都公开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但黄侃对黄菊英的感情却很是真挚，曾致诗道：“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亦文
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老本行――治学著述、教书育人，黄侃更是努力、认真、谨严得很。
黄侃出身书香世家，自小聪慧过人，博览群书，被视为“神童”，七岁便向父亲写诗索薪道：“父作盐梅令（黄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枢轴任其空”。但他并未自恃有才而放弃用功。在黄侃日记中，可见黄侃读书迫切、玩命，“今日读诵甚少，可恨”、“读经已恨二毛衰”、“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已三过”……黄侃的弟子程千帆在《黄季刚老师逸事》一文中写道：“季刚老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使得他本人和他的学派取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黄侃曾对学生说：“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侍天资无益也”，还经常教育学生“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正因为对学问的虔诚，虽然“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他在段玉裁十七部和章氏古音二十三部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之说，并得到广泛认可”（黄侃被公认为中国训诂学的奠基人），但黄侃迟迟不肯动笔著书，言道：“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但黄依旧不为所动。
对于教书育人，黄侃虽不拘一格，但亦都认真用心。他一生桃李无数，门下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钱子弟，凑热闹者，主要负责请客吃饭、过节送礼；另外一种是天资很好的拜门子弟，其中杰出者有范文澜、金毓黻、龙榆生、陆宗达、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人。凡入黄门者，皆须叩头拜师，并每年有所“孝敬”，如黄侃对在金陵大学指导的研究生每人每学期收一个大洋。黄侃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精彩纷呈，程千帆回忆道：“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还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令人身临其境，以至于学生们情不自禁地随之唱和，成为校园里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称之为“黄调”。此外，黄侃还注重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即使讲过多次的课，每次再讲必有新的内容，让学生每次听都会有新的收获。他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非常严格与尽责，学生殷孟伦回忆说：“为了戒我荒嬉之病，先生教我课余就到他的寓所，为我安排学习，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一不骛外，二要习惯耐于久坐，下苦功夫。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黄侃和其师章太炎、刘师培是著名的“民国三大疯子”，但像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一样，他们的疯狂有原则、有韵味，多是出于自己信仰、尊严的疯狂，如黄侃对胡适的嘲讽源自对国学的捍卫，与中央大学门卫的争执出自对师道尊严的看重。黄侃高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徐复对其师评价道：“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成功地衔接了两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逆境中坚守着民族文化的立场，向当代和后代呈出一颗滚烫的、诚挚的、坚贞不屈的爱国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恨所恨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先生其人，其文其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本文摘自《看看南京民国大学》，本报编辑有删改。作者张守涛，作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看看南京民国大学》一书即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述评了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陈裕光、吴贻芳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校长，主要介绍了其教育经历、成就、思想，试图挖掘、总结他们如何办好大学，以供今人借鉴。另外，本书还描写了吴宓、黄侃、徐悲鸿、魏特琳、吴健雄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师生，意在展现南京民国大学整体风采及略窥民国大学总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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