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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百年校庆，南大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作为新的校训。“诚朴雄伟”四字，最早见于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确立的校训和校风。
校训是一所大学“灵魂”的最直接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诚朴雄伟”只是对南大传统和精神的总结。蒋树声老校长曾撰文谈南大校训：“早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堂监督李瑞清先生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以‘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大校史上最早的校训，奠定了南大百年传统的基础，生动体现了南大人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风骨。南高师时期江谦校长以‘诚’字为校训，希望全校师生为人、为学都要以诚为本，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校风是‘民族、民主、科学的精神，诚朴、勤奋、求实的态度。’东南大学时期，郭秉文校长提出了‘三育并举’和‘四平衡’的办学方针，要求师生树立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在人文与科学、通才与专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发展。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提出以‘诚朴雄伟’四字为学校的校训和校风，他希望中大学子承担起复兴民族的重任，埋头用功，不计名利，诚心向学，并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伟大事业。我认为，‘诚朴雄伟’的校训立意高远，气势磅礴，对中央大学及其继承者南京大学的传统和校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字校训既各自独立成意，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浑然一体，涵盖了教育思想、科学精神、品格修养等各个方面。“诚朴雄伟”四个字，更是言简意赅地概括提炼出了南大人写就的历史核心。这不仅是南大人最初为发展道路定下的目标和方向，也是一股激励南大人不断奋斗的精神力量，更是南大人在不断完善个人和学校发展道路上辛勤努力的真实写照。往小里说，诚朴雄伟是任何一个人应当对自己言行约束的规范，是为人做事应当遵守的准则；往大里讲，诚朴雄伟是南大一百年的精神成果，是大学乃至国家应当践行的理念。
诚，曰言出必成。古人之诚是践行所言，历史发展赋予它新的内容―――诚挚、真实、不做作。既不会因为在权势和财富面前就改变本性，也不会在困难和贫穷当头时自傲无礼，不会根据个人恩怨和时事对立而恶言相向，更不会在时局动荡之中就转移本心。“诚”被置于首位，这突出的位置即显示它突出的重要性，更是赓续的基础。
匡亚明校长是南大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文革期间，匡校长遭受污蔑羞辱和残酷迫害。面对周围领导的关心和保护，匡校长淡然一笑：“我这个人绝不会自杀。自杀是绝望的表现，我这个人从不会绝望！”文革时期强加在匡校长头上的种种罪名是一个巨大的枷锁，锁住了他人身的自由，却锁不住他一颗诚挚正直的心。文革大潮退去之后，匡校长仍然选择高校教育，坚持自己的本心。这难道不是诚的完美诠释吗？
曲钦岳中年出任南京大学校长之时，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曲钦岳及其同事也忧心如焚，一个上万人的学校如果没有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变成一盘散沙。当时担任副校长、后来当选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这句话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誓言，是一番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后来被不断地引用、重申。曲钦岳正是以此自励并以此勉人，诚心做事，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终重树辉煌之旗。
朴，曰卜木之质。古人对占卜的崇拜和敬仰，从占卜器具选择的严谨程度上可见一斑。占卜之木的质量一定是上上乘，历史给予它简单、朴素的新意―――但这朴素不是平凡或者庸俗，这简单也不是因为懒惰或是无知，这是种“大隐隐于市”的低调。不显露、不自傲、不铺张浪费、不过度讲究。朴是诚挚之后能够成功的必要保证，否则可能有陷入傲慢和浪费的泥淖里不能自拔的危险。
作为南京大学化学系的领尖人物，高济宇教授从未因自己身上的名誉和在学科中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相反，连续担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历任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的高教授，在学术黄金时期隐姓埋名领导国防科研小组达十余年之久。在文革的困难期间，高教授一家人被迫从资深教授住的小洋楼“蜗居”到只有一间“牛棚”的老街房里，收入微薄而生活拮据。但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境遇当中，高教授也没有一句怨言。“解放”后还把补发的当时堪称巨款的九千多元工资捐给党和人民。如此朴实无华的精神，怎能不让人慨叹！
曾担任南大代校长一职的郭令智先生在生活中也是秉承这种精神、朴实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的。作为南大代校长当时配有小车，但他在不是公事的会议中从没有用公车，而以公交代步，踏踏实实地践行“非公事不用公车”的自律信条。那时经常有人请郭代校长讲课，在讲课期间也始终不用公车。简单平凡的行为背后，正是有了“朴”的品格做支持，才能积年累月地坚持不松懈，在工作生活的一点一滴中践行自己的人生准则。这，正是南大人朴实的品格所在。
雄，�之隹，曰宏伟而高、精、尖。雄是一种伟岸的姿态，雄的表现不一定在于举世知名的专业成绩，也不一定在于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雄是睥睨天下的气概，是舍我其谁的自信。雄是一种傲视苍穹的态度，是一种磅礴大气的度量，有此气度者，方能成大业。
有关于“行知”和“知行”的故事让陶文�的名声更加响亮。他曾师从杜威，赴美留学，归国后在国内多所高校任教并担任南高教育科主任兼系主任、学校教务主任等多项职务，不能不说是对他在教育思想等方面提出著名体系这些宏伟成就的一大肯定。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著名命题，形成了“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连毛泽东和宋庆龄都分别称赞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陶行知在行业中的雄大建树，不仅是践行“雄”理念的生动例证，更是鞭策后人努力的强劲动力。
罗家伦校长在任期间提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是靠不住的。由于害怕年轻人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不要偏激反抗，更不要同流合污。以构建理想社会为目标的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为攫取个人利益而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他希望大家不要迎合社会潮流，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用“正义感”和“是非心”做转移风气的工作。“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这不正是“雄”的气度所在、不正是傲气的体现吗？
伟，人如苇草，曰世平事不可平。伟与雄的空间跨度不同，它是纵向的业绩，是跨越时间的宏大。即使身世平凡，即使资质平凡，前路漫漫命途多舛，也不能阻挡成功和雄起的脚步，这便是伟的诠释。路途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官宦后人富贾世家，在平凡的位置用平淡的颜色书写出不平的传奇，才是伟应当遗留给后人的真正含义吧。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却不得不留下了一批带不走的从国外引进的、一直被精心照料的牲畜优良品种。决不能留给日军！但抛弃或者宰杀实在是对优秀资源的极大浪费。于是王酉亭等四个普通而平凡的牲畜饲养员做出了一件伟大的决定：徒步驱赶这批牲畜西迁与大部队会合。没有条件、没有资金，前路漫长，后有追兵。在坎坷的山路上坑洼的河水边，他们攀过、踏过，最后站在校长罗家伦先生面前，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吴健雄是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曾在中央大学苦读四年，并在物理界取得了重大实验突破，为自己赢得了“世界物理女王”的桂冠。但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她挺身而出、承担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她在1931年12月冒雪参加了总统府门前为时一天的静坐示威活动，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出来向学生做个交代。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暗流涌动、波谲云诡，学生参加抗日集会游行有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但吴健雄以低调灵活的处理方式带领示威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面前打了漂亮的一仗，既避免了同学们不必要的牺牲，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声势，逼迫政府倾听社会意见、考虑出兵抗日。这在历史推进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尚不好妄加评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吴健雄的人生诗篇中，这无疑是充满伟大色彩的绚丽一笔。
诚朴雄伟，笔划不甚繁琐，含义也不难理解。但在历史的洗涤中它已被南大的气氛感染出了新的意义。一百年来，南京大学历经沧桑，校名屡经更迭，校址也一再搬迁，但学校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和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校风在一代又一代南大人身上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校风，将南京大学扎根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沃土，形成了南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南大人诚恳朴实、坚毅自强的品格，使学校在百年办学过程中始终保持青春活力，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科学文化与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本文为王运来教授主讲的“南大逸事新生研讨课”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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