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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河流当中，南京大学有过傲立潮头、高歌猛进的壮举，也承受过逆水行舟、风雨兼程的磨砺。跨越世纪的春秋繁露、起承转合谱写成百十周年南京大学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壮美乐章。而编就这部经典剧目的7个饱满的音符就是：南、京、大、学、高、大、上，即南国之雄、京华廿载、大厦栋梁、学究天人、高于日月、大爱无疆、上下同心。
南国之雄
在南京大学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校歌当中，南大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分别有“天府之雄”和“南国雄”之称。
南国之雄是南大的愿景追求，也是历史写照。南大在许多领域都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科学史上的先河，创造了许多中国之最，谱写了一曲曲雄壮浑厚、激越高昂的时代协奏曲。
在我国最早开展高等农林教育的是金陵大学。金大于1914年创设农科，此为国内大学中4年制农科之始。次年创设林科。翌年合并为农林科。其创办人裴以理致函农商总长张謇，提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准，此为中国之有“植树节”之肇端，时间为1916年。
在我国开启体育师资培养之先河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应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增强国人体质，开展新式体育，南高师于1915年增设了“体育专修科”，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学校先后开设了国文、工艺、农业、商业、英文、教育与体育7个专修科，率先突破了“师范”的界限，为在自身的基础上建立综合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十分从容而自信地埋下了伏笔。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应主持南高师校务的中国第一个教育博士郭秉文之邀，一拨中国留美学生于1918年将3年前在康奈尔大学创建的科学社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高师，定名中国科学社。其发起人被誉为“科学的播火者”，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南高师便也因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国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系科在这里横空出世：1920年，胡刚复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实验室与现代物理系；1921年，竺可桢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函盖了地质、气象、地理等学科的新型地学系，熊庆来在这里引进现代数学，创办了新型的数学系。生物学更是长期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1921年，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在这里建立。功臣首推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这两位“民国生物学之领袖”，“生物学在中国本土化，遂由胡先�、秉志两人在南高联袂推进”（胡宗刚《北京大学错失引领民国生物学》文之观点）。1921年，东南大学还独创性地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时称“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以培养银行、信托、外贸、保险、统计、审计等新式人才，郭秉文自兼校长，并聘马寅初主其事。它后来独立建校，就是今日的上海财经大学。
在教学改革与引领风气方面，南高师敢为人先。1919年，在教务主任陶行知的精心安排之下，南高师果断地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在中国大学中首开先河；同年因采用“选科制”而进入学分制时代。1920年，南高师在公立高校中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学，在中国引领风气之先。竺可桢校友在1962年南京大学60周年校庆时作诗赞曰：“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学，唯此首创。”有鉴于对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风靡神州的思想的不同体认，学校于1921年开始出版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等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学衡》与《新青年》的观点，有的是不大相同，有的是大不相同，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因此而被主流派讥讽为“保守派”。同期，学校还出版有《新教育》、《文哲学报》、《史地学报》、《南高师日刊》、《少年社会》等报刊，引来社会极大关注。
同期，东大率先启动了建设中国现代大学的车轮，得到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孟禄的首肯：东大是“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如果说南高、东大时期以早为特色的化，中央大学时期则以规模大、学科多而享有盛誉。
由9所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合组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拥有9大学院，硕大无朋，一骑绝尘。即便是后来调整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大学院，依然是中国拥有学院最到的大学，40余系科、4000余在校生，同样令其他大学难以企及。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了第一批院士。在81名当选院士当中，出身于中大、金大者共有32人，占到全部院士的四成，稳居全国第一！“据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徐家福介绍，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立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参见2013年4月23日《重庆商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就是由南京大学校友曾联松设计出来的，他曾求学于中央大学经济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南京大学一举摘得48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以绝对优势名列全国第一。该奖是当时唯一的全国性科技奖励。那时，人们形容这是“科学的春天”。令南大人自豪的是，谈及“科学的春天”的来临，就永远不能不说“春风第一枝”绽放南大那件对中国影响至大、至深、至远的事情，这就是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最早撰写出初稿、最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的横空问世，拉开了全国解放思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舆论准备。
1983年5月，转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四人联名向中央建言，匡亚明并以个人名义上书邓小平，恳请中央立项资助建设50所左右的重点大学，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采纳。“835建言”因此又被视为“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先声。
创造了中国之最的“南大制造”不胜枚举：1986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实体―――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7年成立综合性大学中首个医学院，搭起校-院-系三级组织架构，再度引领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新走向。1992-1998年在SCI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连续7年位居中国大陆高校首位。根据统计，在1955-2009年间所有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比例分别是13.7% 、11.6% 和10.4% ，位列全国三鼎甲。若算上最近2届，南大似应有增无减。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中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人数，在全国高校中长期领先，放眼望去，唯有北大南大一路颉颃。2014年，由校长陈骏擘画、主持的“三三制”教学改革的成果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另有1项和5项成果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等高量多，双双折桂。
京华廿载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历史时期，于南京解放以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并于1950年径称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文、理学院与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仍名南京大学。
从清末的蹒跚起步、筚路蓝缕，经民国的规制初建、整体嬗变，到新中国的风雨兼程、高歌猛进，百余年间，南京大学历尽沧桑，迭经变革，与国家的强弱紧紧相连，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百年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成十个阶段：源起三江（1902－1911），砥柱东南（1914－1927），首都大学（1927－1937），举校西迁（1937－1945），复员南京（1946－1949），肇始汇文与三院嵯峨（1888－1952），更名前后（1949－1952），探索前进（1953－1966），文革冲击（1966－1976），再铸辉煌（1977－2014）。当然，南京沦陷期间，南京中大（40－45）也存在了几年。
除去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昙花一现，从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算起，经1937年西迁陪都，到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南京大学历史上在“首都”办学的时间有20余年。
这20年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时期，这一阶段特别遭人关注和议论的就是频繁的校长更迭。22年间，共有张乃燕、吴稚晖、朱家骅、桂崇基、任鸿隽、刘光华、段锡朋、李四光、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顾毓�、吴有训、戚寿南和周鸿经15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校长或代理校务，平均任期是一年半。在罗家伦接掌中大之前，一年就更换五、六次校长。如果除去罗家伦的十年任期之外，其余14位校长的平均任期只有10个多月。政局之纷乱，倾轧之激烈，中大校长之难当，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人选或为著名科学家，如化学家任鸿隽、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吴有训、医学家戚寿南、数学家周鸿经；或曾为党政高官，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乃燕，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交通部长顾孟余，教育部次长桂崇基、段锡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或是二者兼备，如朱家骅、顾毓�、罗家伦等。耐人寻味的是，这许多“高官”校长，却都没有阻挡或没有阻挡住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1949年春天，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民国首都”的身份定格在4月23日。院系调整时，南京虽然失去了首都地位，而南京大学却依然保持着昔日“首都大学”的完整阵容。它除自身保留文、理两大学院并与金大文、理学院合并以外，还以5个学院为基本班底，派生出或合组成了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即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即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即南京林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即河海大学）、华东航空学院（即西北工业大学）、第五军医大学（即第四军医大学）以及华东政法学院（即华东政法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有的学科则被调整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南大派生出的大学，有的后来又继续派生出了几个大学。一所大学派生出十余所高校，这在高等教育史上堪称绝唱。
大厦栋梁
南京大学在每一个时期都不乏集高明的教育家、高超的管理家、高妙的经营家、高调的活动家于一身的“四高”校长、著名教育家。他们是学校的支柱、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而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治校方略堪称是建造百年南雍大厦的擎天支柱与如磐基石。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使学校声誉鹊起。翰林李瑞清以诗、书、画“三绝”而驰誉学界。他提倡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教育学生既要吃得下生活中的“菜根”，又要读得懂《菜根谭》等经典中的要义，告戒学生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艰苦磨炼才能获得。
他秉持“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的办学理念，文学、科学、艺术并重，致力于“培养中国的培根、笛卡尔、廓（夸）美纽斯”。国学大师胡小石、文学史家陈中凡、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周仁院士、法学“部聘教授”戴修瓒、“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吕凤子等都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山水画大家张大千也曾拜李瑞清为师。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致力于造就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素养的“国士”。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是在教育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他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教育家，曾连续3次担任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他认为办大学的关键在于“平衡”，即要努力追求科学与人文平衡、通才与专才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以及学术与事功这平衡。在郭秉文等人共同努力下，东南大学很快便跻身于中国顶尖大学之列。时人评说：“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
陶行知在南高、东大的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进程。陶行知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杜威、孟禄，学成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担任南高暨东大教务主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他是南京大学的双重校友，对于南高、东大的发展居功至伟。在校长郭秉文的支持下，他不独有力地进行了一系列大学改革，而且在这里形成并践行了他的重要的“教学做合一”的思想。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立志打造复兴中华民族的“参谋本部”。罗家伦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认为，日本帝国野心勃勃、虎视耽耽，中华民族已经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首都大学，中央大学必须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否则便根本失去了作为首都大学的意义。而要承担如此伟大的使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而要膺此重任，首要的就是必须树立起“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所谓朴，就是要质朴和朴实，崇实而用笨功；所谓雄，就是要大雄无畏，扭转纤细文弱的颓风，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亦须无病态；所谓伟，就是要伟大崇高，努力做出几件大事业来。
从1927年“收回教育权”时接掌金大，到1951年金大改为公立，陈裕光连续担任金陵大学校长达25个年头。在广大的金大校友当中，“陈校长”就是母校的化身，是诚、真、勤、仁“金陵精神”的缔造者与守护人，是全体金大人的重心所系。在他们看来，金大人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既属于母校，也归功于“陈校长”。
“九三学社”是我国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为纪念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取名。其前身是中央大学著名教授潘菽、梁希、金善宝、涂长望等人在1939年发起建立的讨论时局、交流思想的“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大时在陪都重庆办学，在同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第一报人”、新华社社长潘梓年（潘菽胞兄）的影响与鼓励下，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1944年他们就以“自然科学座谈会”为基本班底，发起组织了团结更多人的“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他们将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建议九三学社“应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宣告成立，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16人当选为理事，梁希等8人任监事，许德珩任第一届中央理事会主席，梁希任副主席。南京解放后，梁希、潘菽相继担任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
在“文革”前后两度出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匡亚明是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教育家之一。他明确主张打通文史哲、开办大文科；率先倡导建立“大学语文”学科并积极推行大学语文课；竭力培育政治、学术、文明、文娱“四种空气”的校风；擘画筹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领衔上书党中央与邓小平进行“835建言”，获得邓小平作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批示，从而促成了后来的“211工程”与“985工程”；组织编撰200余部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等，为南京大学的建设与腾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江山代有人才出，承前启后薪火传。南京大学在不同的时期还有许多掌舵人物、名家大师素为世人所景仰，他们造诣精深，学究天人，卓有建树，名垂青史。
（本文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会长王运来教授在南京大学2014级本科新生入学教育会上所作的校史知识讲座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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