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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天人
校长如果是大师，便容易延揽到更多的大师；老师如果是大师，便会培养出无数下一辈甚至是再下一辈的大师。百年南大，风云际会，群贤毕至，星光璀璨，菁英辈出，争奇斗妍。校长、教师、学子中堪称是学究天人、技压群雄者，车载斗量，不胜枚举。
中国“现代科学”与“现代学科”之滥觞主要源起于20世纪初期的南京大学。那时这里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许多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学科奠基人”、“一代宗师”的地位，就是在这时奠定的。如胡刚复、叶企孙等之于物理学，任鸿隽、王�、孙洪芬、张子高等之于化学，熊庆来、胡明复等之于数学，竺可桢等之于地理、气象、地质学，秉志、胡先�等之于生物学，过探先、邹秉文等之于农学，周仁、茅以升等之于工科，马寅初等之于商科，杨杏佛等之于管理科学，等等，皆有学科创建之功、堪称各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像吴有训、严济慈、金善宝、童第周、胡焕庸、张其昀、赵忠尧等人皆属其后辈。周恩来总理曾称赞邹秉文、杨杏佛、茅以升为“东南三杰”（他们三人分任早期东南大学农、商、工科主任）。一代科学先驱成就了南京大学被誉作“中国自然科学的发源地”的辉煌历史。
民国年间，堪称是“学究天人”的人物恐当首推“部聘教授”，中大的部聘教授几近全国的三分之一。4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从全国各公立高校遴选各学科的顶尖教授直接聘任，称作“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谓，其薪水约是当时教授的2倍。两批共选出45位部聘教授，每一学科只有一两位泰斗级人物入选。中央大学共有13位教授成为“部聘教授”，占全国45位的29%，比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还多出了3个席位。排在第3位的国立浙江大学拥有5位部聘教授，紧随其后的国立武汉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分别有3位和2位。让读者再认识一下中央大学教师中的部聘教授吧。1941年，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其中沦陷区2人。中大有6位教授荣任部聘教授。他们是艾伟（心理）、孙本文（社会）、胡焕庸（地理）、蔡翘（生理）、梁希（林学）与秉志（生物）。而秉志便是“沦陷区2人”中的一位，当选时困居上海，1946年后任教于长期执教过的中央大学。1943年教育部聘定部聘教授15名，中大雄居半壁江山，有7位教授上榜，他们是楼光来（外文）、胡小石（国学）、柳诒徵（历史）、常导直（教育）、高济宇（化学）、戴修瓒（法律）和徐悲鸿（艺术）。
中国首批“院士”遴选始于40年代末期。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了第一批院士，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科学巨擘和人文大家。在81名当选院士当中，出身于中大、金大者共有32人，占到全部院士的四成，稳居全国第一！他们是数理组的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竺可桢、周仁、茅以升，生物组的王家楫、伍献文、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汤佩松、蔡翘、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的汤用彤、柳诒徵、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等。
其它数据大抵也呈现类似规律：1989年第4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刊载专文：在《辞海》及其他权威科学家辞典收录的877名中国科学家中，毕业于中央大学者有115人，清华大学有108人，北京大学为62，位列三鼎甲。1985年版《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家》收入传主54人，金大毕业生有19人。在1955―2013年当选的所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中，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前身的学生最多，均在10%以上，三校遥遥领先。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曾经在南京大学及其前身求学或执教者就有6位，他们是：朱光亚―――曾求学于中大，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任新民―――毕业于中大，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中国航天四老指的是任新民、黄纬禄、屠守锷、梁守�四位在中国航天界威望极高的科学家，后2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黄纬禄―――毕业于中大，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是中国第一代潜地和地地机动固体弹道式导弹的主要研制者， 被誉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为中国“航天四老”之一；钱骥―――毕业于中大，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历任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赵九章―――中大兼职教授，为中大气象系学生完整、系统地讲授“动力气象学”等课程，是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每年评选1至2人，由国家主席亲手颁发证书与500万元的奖金。自2000年创设以来，共有23位著名科学家获此特荣，其中有5位南京大学校友，他们是：刘东生―――曾求学于中大，国际杰出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有“黄土之父”的美誉；闵恩泽―――毕业于中大，是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催化剂之父”；吴良镛―――毕业于中大，建筑学领域泰斗，“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程开甲―――南京大学教授，至今仍兼任南大博士生导师，“两弹一星”元勋；张存浩―――毕业于中大，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
许多如雷贯耳的人文大家曾在这里执教或求学，素为世人所称道。如陶行知、李叔同、黄侃、胡小石、吴梅、汤用彤、方东美、吴宓、宗白华、吕叔湘、熊十力、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徐悲鸿、方光焘、陈白尘、程千帆、沈祖�、吴敬琏、聂华苓、唐君毅、余光中以及赛珍珠等等。再如，中国口述历史的主要开创者唐德刚4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在他求学期间，柳诒征、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缪凤林、贺昌群、韩儒林、郭廷以、王绳祖、白寿彝（依生年排序）等史学家―――似可将该时期在中大历史系担任教授的名师合称为“史学十家”或“中大史学十家”―――均在此执掌教鞭，群贤毕至，风云际会，这为唐德刚成长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于日月
南京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央大学时期，办学水平之高、学校规模之大，举国公认。因此，中大学子便不无张扬地撰写了这样一幅对联：“南高之高，高于日月之上；中大之大，大乎天地之外。”
这话未免有些夸张，也易引发众人“吐槽”，不过，细加推敲，亦有道理。
首先，中大“天府之雄”的称谓就含有高于日月之意。汪东作词、程懋筠作曲的《中央大学校歌》中有“维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陟升皇以临睨兮，此实为天府之雄”之句。“天府之雄”，指代的就是首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何谓“天府”？《上清经》云“南斗六星，第一天府宫”，“天府，南斗之主星”也。因此，天府，又有“南斗第一星”、“南斗帝王星”之称。南斗六星与北斗七星交相辉映，瑰玮无双。其情景与张其昀所言“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见《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一文）实极相似。南斗主星，自在日月之上。
其次，南大众多的优势学科堪称是高于日月。“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大气（一说中间有空气）”，是坊间流传甚广的说法。它指的是南京大学口碑最好的传统优势学科，上边有天文，下边有地质、地理、环境，中间有大气、化学等。此言不虚，在教育部公布的最新一次即第三轮一级学科排名中，南京大学的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三大学科雄居第一；外国语言文学、化学、大气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学科位列第二；社会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排名第三。
再者，“高于日月”系指运行于日月之上的“南京大学星”举国最多。按照国际小行星的命名规则，小行星命名具有国际性和永恒性，是一项崇高的国际荣誉。截至建校110周年的2012年底，以南京大学或南大专职教授命名的“星”已有9颗。分别是：南京大学星、戴文赛星、曲钦岳星、苏定强星、方成星、孙义燧星、陆�星、冯端星、南大仙林星。南大星座，全国第一。此外还有以校友命名的“朱光亚星”、“吴健雄星”等。群星闪烁，相映生辉。
当然，“高于日月”还很符合南大人的高洁品行与高风亮节。王伯沆是清末至民国年间的国学大师，曾先后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高师、金女大与中央大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年届古稀的他因中风无法随中大迁川，只得留宁。他与家人在断绝了经济来源、只能靠稀饭维持生命的境况下，宁可当卖珍藏的书籍度日，宁可面对日本人的死亡威胁，也坚决不肯在“南京中大（40-45）”当个“挂名教授”。弥留之际，他嘱咐妻女：“我生不愿见到日寇，死了，棺材也不愿见到敌人。身后不要发丧，棺材不要出门，就悄悄埋在后院里！”抗战胜利后，中大复员南京，为王伯沆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政府特送来由蒋中正题写的“爱国耆儒”的金字匾额，以追褒逝者“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
大爱无疆
爱，即仁爱。仁爱是南大最深厚的底色，是南大的一大特色，是南大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最有活力的基因，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的一大特色与亮点。
其一，仁者爱人。一日，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乘车外出，突见几个“辫子军”扭打青年学生，得知是学生因剪去辫子而被抓获。署理江宁布政使的李瑞清，十分清楚“辫帅”张勋下达的对剪辫者“杀无赦！”的命令，遂以“带回衙门去法办！”为由，将学生带走释放了。“视学生若子弟”这一传统在我校得以延续。“七・七”事变之后，中大校长罗家伦蓦然想到如果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学校怎么办？于是命男生从宿舍的二三层楼迁至一层楼，命女生有家者归家、无家者迁至三牌楼农学院，“两处都限于十九日上午八时以前迁妥！”结果是学生搬出几个小时以后，宿舍就遭到了日机的轰炸，学生无一受伤。中大校长吴有训为了保护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的安全，每每都乘坐汽车默默地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随时准备着应付一切。倡导制定了“诚、真、勤、仁”校训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是一位仁爱的践行者。抗战期间，由于物质匮乏，营养不良，许多金大教职工得了水肿病。陈裕光出国时便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美元购买维生素带回国，送给每一位教师和职工。金大虽然是教会大学，但是进步力量也很强大，成为政府监控的重点。有次，陈裕光在妹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处看到了一份拟逮捕学生名单―――当时叫“黑名单”，陈裕光找个藉口，火速返校开会，“开除”了黑名单上的全部学生，并“逼迫”他们“即刻离校”。当大批警察赶到时，方知金大已“积极配合”政府、开除了“违犯校规者”。并非所有师生都这么好运。金大进步青年教师萧�焘、王月娥夫妇被人举报私藏“匪书”、“通共”而遭逮捕，家中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婴儿。除了派专人照顾婴儿之外，陈裕光出面与当局交涉，说那些马、列、毛书籍是这位哲学教师用来“研究”的，并以身家性命担保他们不是共产党。事实上，当时他俩的确不是共产党，但是，出狱以后他们立即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南京大学代校长、今年岁登“期颐”的郭令智院士就是一位有口皆碑的“仁者”楷模。他每次宴请外宾之后都必做一件事情，就是到后堂去看望和慰问厨师。每当这时，师傅们都激动地说：“老八路又回来啦！”
其二，仁者不忧。两度出任南大校长的匡亚明堪称是“仁者不忧”的典范。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大学校长，当有人要他交出佩戴的手枪时，他笑啦：“你们这是怕我自杀呀。我不会自杀，还要等着给我平反呐。”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南京大学前校长蒋树声也是“仁者不忧”的代表。在省里开完会离场时，其他大学的校长总是让蒋校长先行离开，他总是礼让他人。没有人见过他的“专车”，就有些好奇，问他的专车是什么型号的，他笑笑说“28奥迪”。后来，大家才发现，他的28奥迪，竟然就是28�自行车。魁梧的蒋树声推车进出校门、骑车穿行于校园的镜头，定格在了许多南大人的记忆深处。
其三，仁者无敌。“仁者无敌”，通常有三种解读，一是鲜有敌手，二是不会树敌，三是心中无敌。后者更接近孟子“仁者爱人”的本意，就是去爱所有的人，就是南京大学校友、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的“爱满天下”。《论语》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南大有许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老师、干部、工友、学生身后留下一串串仁爱的脚印。有辅导员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魏妈”，有宿管阿姨为大学生“包饺子”、爬树收被子，有物管员因故离开学校时大学生们自发地举行告别会、含泪相送，这都是人与人相爱的体现。
可以说，仁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仁爱是南京大学的基色，仁爱是事业成功的基石，仁爱是性格养成的基点。
上下同心
南京大学之所以是“南、京、大、学”，之所以“高、大”，其实就是源于一个“上”字―――上下同心。
谚曰：上下一心，其利断金。团结，是南大人永远的法宝。
“两江”时，李瑞清“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用无私大爱铸就了南大的“同心锁”。“南高”、“东大”时，学校“口字房”整栋楼房被大火焚毁，包括利玛窦手绘地图在内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瞬间化为乌有！就在师生或是惊魂未定、六神无主，或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之际，郭秉文登高一呼：“火能毁之，我能建之！”一句“明天照常上课！”即刻稳定了军心。“中大”与“金大”，时值抗战，颠沛流离，却成就了“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以及李方训等金大教授的“防空洞通向科学前沿”的壮美史话。南京大学，校部机关毅然搬出北大楼、率先进驻简易的“三排小平房”，让世人心悦诚服地发出“陋室生辉”的赞叹；一部反映大学校长、教师在筒子楼里生活的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所产生的“蝴蝶效应”，给全国青年教师带来了“筒子楼改造”的福音。
滴水映光，片叶知秋。凡此种种，它所映衬、彰显的是南大人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尚诚尚朴的人文情怀，厚积薄发的治学风格，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与矢志不渝的爱国信念。
（本文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会长王运来教授在南京大学2014级本科新生入学教育会上所作的校史知识讲座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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