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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气中（1903-1993）先生，本名正旺，后以字行，别署拙存、退公、无待山民。安徽合肥东南乡长临河罗家疃（今肥东县长临镇）人。他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南大前身），自1946年起，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历任副教授、教授，直至1987年退休，授业南雍逾四十载。先生精研古文之学，撰有《中国文学史纲》、《两汉文学史》《中国古代散文史纲》等专著，饮誉学林。在他的晚年，于清代文学理论家刘熙载的《艺概》一书，沉潜钻研，撰成《艺概笺注》，亦为学林推重。
若论学术的传承，王先生是我的太老师。比来适逢南大文学院百年院庆，作为一名文学院的后学，出于仰效先贤，传承学术薪火之忱，我在导师的指导下，拜读了太老师的这部著作。掩卷之余，不由得叹服王先生治学之精博渊深，且能由博返约，自有统系。这里谨从一条关于古书句读的小例，以窥豹一斑。
《艺概》是一本清代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历来为治文学史者所重视。此书现有三种整理本，最早的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国安的标点本，只对原文作了标点，而没有注解和校雠。而最早的注本，是王气中先生的《艺概笺注》，在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于不易理解的文字，有扼要而精审的注释。三是袁津琥的注本，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出版，其注释较前书为详。以下试举一条为例，可以看出三家的异同。
《艺概・文概》第四一条说：“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王国安先生的点校本中，“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一句，中间没有逗号，袁津琥校注本也是这样，只是多了注释：“学分，学养、天分。了，了解、明了。这里似指《荀子》卷三《非十二子》篇中对当时各家学派的总结和批评。”按照袁津琥的注解，“分”是名词，“了”是动词，而数大儒指的是荀子在他的《非十二子》一篇中所批评的十二个学者。乍一看，似乎说得通，但细读之下，总觉得有些别扭。而王先生的句读不同：他只是在句中加了一个逗号，意思就豁然开朗了。正如一道难解的几何题，只是加了一条辅助线，问题就迎刃而解。
王气中先生句读作：“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只是在“足”字前加了一个逗号。并注云：“足了数大儒，足以成为数大儒者。了，完成之辞。”
刘熙载的这句话，推其本意，在于为荀子翻案。稍微比较二家注文，就可以看出，王注是更得刘熙载之心的。“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学”指的是荀子的学问，“分”该读平声，作动词用，是划分、区分的意思，而袁注读去声，是不对的。“了”，王注为虚词，表示完成的语态，是正确的，而袁注“了解、明了”，作动词，则是不对的。“数大儒”，是一分为多，和十二子没什么关系。刘熙载的本意，是说荀子在后世的名声，整体来说并不好，特别是宋代以降，往往因为“性恶”的主张，被贬斥为非儒，何况他是韩非子和李斯的老师，也为儒者所不喜。其实不然，荀子深明六艺，是一个纯粹的儒者，如果能把他的学问切割，何止是一个，简直当得上好几个大儒。这是刘熙载的意思，而刘熙载运用这样的表达法，是有语例支持的：
明代顾启元的笔记《客座赘语》卷十“文士”条云：“顾孝直端祥，赋禀英多，矢口而成，笼盖人上，分其才艺，足了数人。”这里的“分其才艺”，与“其学分之”，意思正相同。
又如袁中道在《书王伯文印章册》里说：“伯文天资最慧，能诗，他技分之，足了数人。”是说王伯文一人之技，足当数人。
再看清代，时代略早于刘熙载的洪亮吉，有一本《北江诗话》，其中写道：“中唐以后，小杜才识，亦非人所及。文章则有经济，古近体诗则有气势，倘分其所长，亦足以了数子。宜其薄视元、白诸人也。”这是说杜牧兼善诸体诗文，他一个人的才华，比几个普通文人加起来还要多。像这样的句法，是古文的惯用句型，内行一望便知，外行却往往摸不着头脑，以至于以己意定是非，很容易闹笑话。
古人云：“学识何如观点书。”真是有道理。古人读书，没有标点，需要一边阅读，一边施以句读，若想快速句读而不读错，需要有经历长期的浸润涵泳而培养出的语感，也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蓄积。所以，通过点读古书，很可以窥见一个人的古典学的修养的深浅。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字的误读，会导致几个字的理解失误，也就无法确切地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从一个小小的逗号，于王先生《艺概笺注》的优长之处，未必不可尝鼎一脔而知其味。作为一名后学，我想借这一篇固陋的文字，为太老师燃起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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