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士松教授解放前在美国读博，是气象学科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1949年，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准备博士论文，朱先生写信给他说，“中国解放了，急需培养人才，你回母校任教吧！”黄士松先生连博士论文答辩都等不及，就不顾一切飘洋过海回到祖国来母校任教《天气学》。《天气学》是气象系的重头课，是大三下学期上的，一周有两个上午（每次两节课）讲天气变化和分析预报原理，四个下午和盛承禹先生一道指导天气预报实习。黄先生讲课特别认真热情，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知识都掏出来传授给学生。他总是早到迟退，前面一下课他就进教室，该下课了还要拖堂，常常使同学赶到食堂已买不到荤菜，因而有同学开玩笑地对教务员建议能否将黄先生的课排在第一、二节，以免同学午饭吃不到荤菜没有油水。五十年前还没有计算机和电脑，天气分析预报要靠逐个时期绘制出的天气图内插外推。一张天气图有两三百个站点，每个站点要填八九个气象要素观测值，填图时首先要查看资料的真伪，画等值线时除了气象数据，还必须考虑气候背景和地形条件，一张天气图画好了，还得根据前几个时期的天气图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作出预报。没有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是准确不了的。开始实习时同学们常出现等值线交叉，高低气压区与风向风力不一致等可笑的错误，是黄先生和盛先生不厌其烦，耐心仔细地为我们逐一指出修正，才使我们能够较好地胜任天气分析预报工作。
系里的徐尔灏教授也是我忘不掉的，他显得严肃、寡言，从英国皇家研究院学成回国，在系里讲授主要理论课《动力气象学》，这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他讲得重点突出，逻辑性极强。那时动力气象还没有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他讲课没有废话，板书清楚、条理，按他所讲的纪录下来，就是一份通顺连贯、步步深入的好讲义，大家都认为，听他讲课既是严密的学术讨论，又是一种美的享受。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学考试都作了革新，记得1953年初夏，动力气象考试，题目非常活，允许看书，允许与同学小声讨论，也允许出去方便，但必须以自己的思路及语言写答案，结果下午2：30开考至5：30没有一个人做完一半，监考老师傅抱朴先生宣布大家先去吃饭，饭后再继续考，那天正好图书馆前有枝琼花要开，到7点多钟琼花开了，我实在忍不住，便找个借口一溜烟跑去看琼花，刚站了几分钟就发现傅抱朴先生也匆匆忙忙来看花了，两人碰面，相对一笑。那次考试到晚上8点多钟才结束，是我经历的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考试”，大概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了。但是那时我们的考风是极好的，尽管有翻书查笔记和小声交头接耳，也有进进出出各自方便，却真的没有一个人作弊和弄虚作假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神采奕奕，辛勤教育我们的老师现在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有的老师已溘然长逝，离开了我们。但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师德仍然鲜亮地铭刻我们心间，师恩是终身难忘的。
四、同窗友情深
尽管由于各人的性格习俗差异，同学们之间有时磕磕碰碰，闹些小矛盾，但经过一段同窗共读的时间后，相互间的了解多了关系便日益密切起来。就是闹意见，也如兄弟姐妹一样闹过就忘了，如有次周一鹤买了些桃子，喊着叶德兰的绰号“小母鸡”要她去吃，叶德兰听了很生气，大骂周一鹤“不是东西”，当场就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吓得团支委吴勇征把我拉去劝她，周一鹤也吓呆了，站在旁边说：“我不是恶意，也不知你会生气，我从此再也不敢了，请多原谅吧！”还边说边伸舌头做怪相，把叶德兰又逗笑了。第二天叶德兰买了一包花生放在桌上请大家吃，周一鹤也毫无芥蒂地跑来抓起花生就吃，嘴里还说：“不是东西的人也要吃你东西的，请勿生气。”叶德兰忍不住笑着又骂了一句：“你真不是东西。”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回忆起来，我们班同学之间还是非常关心和友爱的，在二年级时，吴树静休学走了，剩下叶德兰和我两个女生，学习气象观测课中，对于地面观测仪器、观测程序、观测方法，我们很快就掌握了，但对于高空梯度观测，要在指定的时间爬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中几个高度进行风、温、湿的观测和换自记记录纸常常过不了关，一百多米相当于20多层高的大楼，铁塔梯窄陡度又大，还必须带着记录本、笔、要换的自记纸等，天暗时还要拿手电筒，双手拉着铁条往上爬，爬到20米时还好，再往上爬到60米，由于高空风力增大铁塔晃动了再往下一看，地面人像小鸡，真是胆战心惊，手脚心都发抖出汗了，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爬，好容易爬到记录点时往往已过了时间。观测课牛天任老师着急地说：“气象观测是受时间限制的，像你们这样胆小，不麻利，即使记录下来也没有用了，这样是不合格的，一定要好好练出本事来！”叶德兰和我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两人决心“巾帼不让须眉”。每天去练爬铁塔做梯度观测。男同学知道了，怕我们有闪失，也为了给我们壮胆，他们总是陪我们练。一些人在下面喊：“加油！加油！”并且还派了两人在我们前后一道爬，边爬边说：“眼睛往上看，手脚不能停，一心想着快”。就这样练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达到合格标准。
还有一次我和叶德兰两人想学自行车便在校外租了辆车，叶德兰要我先骑上她扶着推我，因我俩都不会骑，她手忙脚乱扶不住，我上了车一蹬就无法控制，车子从校外汉口路直冲进东南大楼工地眼看要出事了，吓得叶德兰和我都高声大叫。正在危急之时在校门口的袁嘉祖同学看见了马上飞奔过来，一把拉住车后档，才使车停下来。一看离堆砖瓦的凹地缺口只有一米多远了；好险哪，要不是他冒险相救，后果真不堪设想。另一次，团支书庄荫模带我们到大操场去学车，他讲要领，作示范，扶前保后累得满头大汗，脱掉外衣教了我们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勉强地学会骑了正想推车回寝室，哪知他那件挂在树桠上的上装不翼而飞了，上装衣袋里装着刚从家乡寄来的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们很不好意思，急得不得了，他却连声说：“怕是小偷看上了，着急也没有用，不要紧，再想办法吧！”结果同学们省吃俭用，解囊相助，才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
我们班两个女生，对男同学的生活也很关心，平时到男生宿舍去开小组会或政治学习，看见他们房内又乱又脏，换下的衣服袜子乱丢乱放，我们便动手打扫，帮他们把脏衣袜洗干净，笑着骂他们是“又懒又不爱干净的狗熊”。他们也不好意思，后来就常常在我们去前便自行收拾干净了。
学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以及老师对学生和同学之间的思想互助，也对我们整个学程中有着巨大的促进和影响。1950年10月，我们到大学不久，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唇亡齿寒，新中国安全受到威胁，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学校在组织时政学习中，结合批判金大、金女大几个美籍教授的挑衅言论，深入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初，我国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校师生群情激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干、参军。最后我校获准参干参军的有1130人，占全校人数的38%，他们是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其中许多是党团员。我们班上的唐志异和张汝生同学获得了批准，全班同学像欢送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去帮助他们洗衣补裤，整理东西，还做了两朵大红花，别在他们胸前，欢送他们光荣地踏上征途。通过这次抗美援朝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区别，懂得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不能光向社会索取，还应有保卫祖国的义务。因此我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进行募捐，并把自己的积蓄也倾其所有捐献给“最可爱的人”。入学前我应大行宫派出所的邀请担任碑亭巷居民时政学习和识字班辅导工作，进大学后系主任怕我影响学业而要我辞去这一社会工作，但我想到那些参干参军的同学，为保卫祖国正在无私奉献自己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我应该学习他们尽可能地做些社会需要我做的事，于是仍然坚持了在课余担任为居民读报和识字的辅导工作，受到南京市公安系统的表彰。同时在系里党团员帮助下，我批判了自己“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在1952年1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3月，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整个过程分学习、自我检查和思想总结三个阶段，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文件，用阶级分析方法挖掘自己思想上的问题，进行批评帮助，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大家满怀着对党的信仰和笃诚，积极参加运动，努力学习文件，展开了认真的检查和互助，并把检查形象地说成“洗澡下楼”，要使自己有一个洁净的灵魂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检查者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帮助者严肃地提出自己的帮助意见，现在想来，那时在满怀热情和严格要求的思想支配下，无论检查者作检查或批评者提意见都有些过“左”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例如我们系主任就连续洗了三次“澡”，他把领办公纸笔，用公家信笺信封也检查成公私不分；把要求学生不得穿拖鞋上课、女生裙子要长过膝盖，也说成是封建思想残余；把对系的严格管理和想在全校争先进也检查成个人英雄主义、师道尊严和不民主的家长作风等。当他洗澡下楼后，我们师生都对他鼓掌欢迎，学生还集体到他家去和师母一道包饺子吃。
五、毕业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1953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临近毕业了，常常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旧社会，他们能不失业，吃饱肚子已是万幸，根本不能上学读书，家里为了我们姐弟缴学费上学已竭尽了全力，要不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我是不可能进入大学的。在南大这座高等学府里，那么多优秀老师为我授业、解惑，使我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与大气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党团组织及那么多的同学像同胞兄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使我提高了觉悟，建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懂得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心中，我常常想到自己有三个好母亲：一个是我的生身母亲，她给了我骨血和生命，哺育我长大成人；一个是我的母校，她给了我知识、智慧和技术，教育我成为掌握文化科学的人；一个是我亲爱的党和祖国，用中国五千年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给了我民族的尊严，炎黄子孙的自豪，培育我成为有志气、有理想、能实干、能战斗的共产主义战士。现在即将结束学生生活，走上工作岗位，我终于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报效三个亲爱的母亲了。
越是接近毕业，我越是深感到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多么重大，进校的时候，我们班有36名同学，三年以后仅有18人毕业，其中除了两名同学在抗美援朝时参军参干外，不少是因为解放初期家庭经济还很困难或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而休学的，也有一些是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了，可见当时即使进了大学，要完全坚持到毕业也是不容易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高级人才，而大学毕业生人数还很少，我们必须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同学们都满怀激情地表示决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中填的三个志愿是：1、服从组织分配；2、西南地区气象部门；3、中央气象局。最终宣布我们班的分配结果是：南京6人，庄荫模为研究生，党人庆、李作模、曹国芳和我留校做教师，杨申德到南京地质学校任教；其余全至北京，1人分至空军司令部，6人分至中国科学院，5人分至中央气象局。宣布的当天，江苏省委书记和南京市长在南苑设宴庆贺我们走上新岗位，同学们沉浸在对未来工作的美好憧憬及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友情惜别之中，当时那一种豪气和深情，至今想起还十分激动。
毕业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蹦蹦跳跳充满朝气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年至古稀两鬓飞霜的老年人了。到北京科学院和气象局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同学又再次分配至兰州、西安、山西、湖北、上海、广州工作，但是，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取得胜利和荣誉，还是遇到挫折或委曲，大家都秉持着自己的理想和对祖国的真诚，无怨无悔把自己的美丽的青春献给了自己亲爱的党和祖国，在自己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无愧于母校的期望和时代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