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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赵国人，是战国末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具法家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学源于儒家，然于道、墨、法等家，亦能批判继承，故能博采众长，集于一身，在总结先秦诸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天论篇》则是反映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代表作。文章一开始，就针对当时盛行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命可畏”、“君权神授”一类的唯心主义的天道观，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人相分的科学命题。认为天体是一种物质，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它的运行变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决不因唐尧是圣君而存在，也不因夏桀是暴君而消亡。天决不像传说中流传的那样，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可以主宰人类命运的最高神灵。它既不能使人受祸，也不能使人得福，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全在人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假如政治清明，措施得当，人们能够认识、掌握和适应它的规律，国家就可治强，人民得以安康；反之，社会就会出现动乱，人民就要遭殃。荀子在这里，首先从理论上肯定了“明于天人之分”的重要性，接着，文章从整个国计民生方面，举出了一连串的事实为论据，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从以农为本的建国大计、人民的休养生息，到处理问题的原则，假如都能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那么，即使遭逢自然灾害，天也不能使人们饥饿穷困，把病祸强加在人们头上。反之，假如违背了客观规律，胡作非为，就会带来灾祸，即使没有自然灾害，也会使你贫病交加、遭逢不幸。
作者在这一段里，先从正面论证，然后再从反面假设推理，反复论证，逐层申说，旨在阐明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同天是没有联系的，最后必然得出“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的结论。
第二段，包括两个自然段。上半段，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又将论题引申到另一个侧面，从自然界中的天、时、地同社会治乱的关系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这些自然条件，都是“禹桀之所同”，大自然对明君、暴主并没有好恶和偏爱，而管理国家有治有乱者，仍然在于人事，而绝不是什么上天的意志所决定。下半段，从自然界的变化论证天变也不可畏。作者自问自答，将自然界中星坠、木鸣、日月有蚀、怪星出现等反常现象为例，进行考察，设问这些现象，是否就像某些人所讲的，“国家将兴，必有祯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呢？荀子在这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答，他认为这些现象只是天地阴阳的客观变化，“无世而不尝有之”，没有一个时代不曾有过这种现象，仅是罕见罢了。只要“上明而政平”，上边掌权的政治清明，措施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这些现象“虽并世起，无伤也”。如果政治昏暗，“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荀子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在当时迫切希望改变诸侯割据、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他已看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王制》篇里，他曾把君比作船，把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积极主张实行“王道”，要求统治者“平政爱民”、“节用裕民”，对百姓施加恩惠，得到爱戴，以求实现封建的大一统。这里的“政平”，就是他一整套政治主张的高度概括。
最后一段为结论。在前面层层深入、充分论证重人事、弃天道、“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重点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上。荀子认为自然界是可以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因此提倡“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以便促进事物的发展，使其为人类服务。荀子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这在当时弥漫着唯心主义神秘观的社会里，确实起着振聋发聩、震撼愚昧世界的作用。他所以有这种先进的宇宙观，是同战国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当时不少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发达，科学文化进步，必然为荀子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思想的前提。荀子能正确地解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说，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这之前，人们被“天命论”所支配，认为人的一切都由天安排、命注定，在上帝面前无所作为。《天论》问世后，启迪着人们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才自觉地意识到上天原是一种客体，是一种物质，甚至可以“物畜而用之”，使其造福人类。这在哲学史的认识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当时确有激发人们解放思想，打破许多旧观念，为统一全国制造舆论的作用。有人评价《天论篇》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可以说是毫不过分的。
荀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散文技巧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尤其是他的说理文已独具风格。从《天论》一文来看，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逻辑谨严，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战斗力
首先，论点鲜明突出，针对性强。本文一开始就点明主旨，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中心论点。其对立面即是针对当时那些唯心主义的天道观而发的。他这种开门点题的做法，不仅显示出论者理直气壮，毫不含糊；而且起笔有势，一语破的，一开头就给读者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紧紧地吸引着读者。
文章紧接着从天象、地利、星辰、四时、灾害、治乱等方面，列举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为例证，进行全面分析综合，反复论证，严密推理，直到把论题或一个个论点说深说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铁证如山、精微周密、难以辩难的感觉。本文共有三个分论点。从“天行有常”，过渡到“明于天人之分”，再到“制天命而用之”，三者角度不同，各有分工，但由于作者采取了从一个命题得出另一个命题，以一个命题论证另一个命题的论证方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中心突出，绵密谨严的有机整体，丝毫没有割裂破碎之感，表现出很强的逻辑力量。
二、骈散相间，节奏鲜明，富有辞赋的情趣
荀子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赋篇》就是开后来汉赋先河的起源篇。因此，他的一些说理文也具有辞赋写法的特色，如骈散相间、长短句相结合等。以本文第一段中的句子为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前面三个句子，都是五字为一分句，两个分句组成一个小的前因后果复合句，然后三个复合句又连缀成排，形成一组大的原因句，为下面结论作前提，紧接着又用转折连词“故”，将三个七字句的排句引出来，分别为前面的结果句。在这一连串的句子中，不论分句、复合句或整个联合句，字数、句型都是十分整齐对称而又和谐一致，具有骈文那种匀称的形式之美。尤其长短结合、排偶兼用，更加造成了一种跌宕起伏、节奏鲜明的声调美。紧接着下面一组句子：“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生而凶。”从反面推理，从内容到句式恰好与上一组的原因句和结果句相对，读起来铿锵错落、顿挫抑扬，给人留下一种无限的韵味和享受。加上句子的内容又都是因果关系，前后意思相互映衬，就更加强了文章的论辩力和感染力。荀子的这种表达形式，在他文章里比比皆是，这在先秦诸子散文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三、讲究修辞，富于文采，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荀子长于说理，但也十分注意文辞的表达，在论证中采用多种修辞手法，使文章结构起伏变化，行文生动活泼，造成波澜壮阔、浑厚充沛的文章气势。譬如第一段，运用正面阐述，反面推理的方式，到了第二段就变换为设问设答的格局，如“治乱，天邪？……时邪？……地邪？”以便引起读者思考，加深印象。有时又使用对比反衬法，使事物的性质更加醒目突出。如“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等，使正反两面相映相衬，好者愈好，坏者愈坏，十分鲜明。有时又连用排比句以增强文章的气势，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连用了六个节奏匀称的选择排比句，韵散间杂，一气贯下，从多方面极力铺陈“人定胜天”的思想，犹如层层海浪，横空而来，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感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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