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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已有112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南京大学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能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列。其中，南京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教学改革，即“五四”后陶行知先生主导的“教学做合一”的“三合一”教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学校实施的“三元结构”的教学改革以及新世纪学校推行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一脉相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艰难探索与创新。
一、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实行“教学做合一”
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实行了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教育领域也逐渐开始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全国六个大区建立六大“高师”，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南高师成立于1914年，迄今整整100年。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1919年9月，留美教育学博士郭秉文任校长。在其支持下，时任教务主任陶行知先生冲破传统势力的阻扰，大力推行“三合一“教学改革。陶行知认为当时风行全国的“教授法”，即“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必须改革。其理由有三：
一是教师的责任“在教学生学”。陶行知认为高水平的教师不仅是“教学生”，而且还在于“教学”―――教学生“学”。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和钥匙，启发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二是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主观地“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而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三是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教师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还须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这样，教师学生皆能“自得自助，找那无价新理了”。
为此，陶行知首先提出“教学合一”的教学改革思想，主张教学合一，反对教学分离。这一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改得合理，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客观实际，逐步得到教育界的认可，“教学法”的提法便因此而在全国逐渐流行。
陶行知后来又把“教学合一”的教学改革思想，发展为“教学做合一”的“三合一”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三方面：一是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做”成了“学”的中心，也成了“教”的中心。如果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为了实行教学做“三合一”的教学改革模式，南高师决定在全校采用“选科制”即学分制，全力推行课程改革。陶行知等先哲前贤的这些教学思想与改革举措，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河，奠定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思想基础，至今依然是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实际上，这是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教学改革，这一改革为南京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重要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构建“三元结构”，培养素质全面的专业人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百废待兴，人才短缺，社会经济建设亟需一大批技术性、专门化的高级人才。但是，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基础薄弱，人才培养理念单一、培养模式僵化，培养的学生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改革迫在眉睫。南京大学当时把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人才培养思路的转变上，在80年代中期突破“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确立了以“课堂教学、学术活动、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为主体的“三元结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实际能力的培养互相融通和有机结合。
学校首先优化课堂教学。从1984年起，南京大学发动各个院系分期分批选择主要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列为重点课程，选配富有教学经验、学术水平高又热心教学改革的教师，按照“五个一套”的标准进行建设，即一套革新的教学大纲、一套先进适用的系列教材、一套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一套科学的考察评价方法和一支结构优化的教学梯队。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南京大学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第二课堂活动和学生学术活动，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并开展各类本科生早期科研训练活动。通过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学生不仅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同时也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学校后来又总结、凝练出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即“融业务培养与素质教育为一体，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为一体，融教学与科研为一体”。新理念的贯彻与新模式的实践，使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教学改革中，南京大学结合时代需要，继续探索各类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如针对不同学科的特征，推出了“3.5+0.5+2”的基础型人才培养模式；“3+1”的“两栖型”即基础型与应用型结合人才培养模式；“3+0.5+0.5”或“3+1+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2+2”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等。其中，实践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基础学科强化部的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部成立于1989年（后于2006年更名为匡亚明学院），它的成立开始了南京大学大理科模式长达20余年的实践探索。
强化部大理科的学科方向最初以物理、化学、生物为主，后延伸到数学、天文学、地学等其它领域。强化部坚持探索高层次、高质量的基础性人才培养新路径，强调特色，对基础理科人才按学科群实施培养，提出了“以重点学科为依托，按学科群打基础，按一级学科方向分流，贯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这四句话把强化部20多年的探索经验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经历大理科模式的学生对基础学科有着持久的兴趣，到研究生阶段往往就能呈现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突出等群体性特征。比如，在2003年5月23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第300期上同时发表了三篇强化部毕业生署名的论文；2005年，又有3名本科毕业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分别在Cell杂志上发表论文，三个学生都是南京大学强化部97级的本科生。实际上，在中国本土能在Cell上发文章取得突破的就是我们南大强化部培养的学生。1989-1998十年间，在强化部培养的本科生中，先后有46人在国内外知名学府任教，包括2位“长江特聘”教授和6名“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而且，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们这个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3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Science杂志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强化部，它说“南京大学在1989年成立了强化部，给优秀学生在基础研究方面更深的基础，同时鼓励学科间的交叉和相互影响”。强化部“拓宽基础、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模式、思想和积累的经验，为南京大学的第三次本科教学改革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三、推行“三三制”，实现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融通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巨变，高等教育所处的宏观背景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国高校都在寻找出路迎接挑战，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在探讨如何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来培养21世纪的人才。南京大学清醒地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是为社会多元化的需要提供高素质人才，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便是关键。于是从2006年起，南京大学发起全校第四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凝练出“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的人才培养新理念，并且从2009级本科生开始实施“三三制”改革新方案。
具体而言，“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给予学生多样化培养。“大类培养”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实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科学基础、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它为学生今后进入任何领域学习打下基础；“专业培养”阶段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多元培养”阶段的目标是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实现个性化成长。目前，我们主要进行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探索：
其一，实施专业课程改革，重构专业课程体系。遵循“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理念，全校各个专业在研究、借鉴总结80余所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实施专业课程改革，重构专业课程体系。一方面，基于学科、专业的最基本的知识架构和发展趋势，重构学科平台课和专业核心课，为学生打下最基本、最核心的专业知识基础；另一方面，设置类型丰富的专业选修课，如学科前沿课、学科交叉课和就业创业课，对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和创业就业类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培养。此项改革旨在精简各专业的毕业总学分，课程由“多而全”变为“少而精”；降低必修课程比例，增加选修课；精简课内、强化课外，充分保证了学生有自主学习的空间和时间。课程设置更加趋向基础性和广博性，注重学科之间的渗透与交叉，使学生具备更为宽广和综合的知识架构，能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其二，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针对传统教学过于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思维训练的问题，南京大学以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激发创造力潜质为主线，建设了大批新型课程。学校迄今建设了182门由高水平教授主持的新生研讨课，帮助新生提升学术旨趣，学会质疑、学会发现、学会表达，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适应性转换和学术性转换；同时，学校建设了109门高水平通识教育课，旨在使学生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兼备国际视野、中国灵魂和现代意识，促进学生独立精神、科学世界观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学校还建设了115门高年级研讨课，引导学生深入接触学术新领域、新发现、新方法，培养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三，改革人才培养的管理和支持体系。学校通过各种奖励，来激励教师对本科教学的关注度和荣誉感，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学校要求在评价院系时把教学作为核心指标，在评价教师时实行 “四个一视同仁”，就是把教学的四个方面和科研的四个方面一视同仁来对待。在管理方面，我们实施了“三个百分百可选择”政策―――全校所有课程百分之百供全体学生选择，所有的专业百分之百供学生选择，所有的方向和路径供学生百分之百选择。转专业的“准入”与“准出”机制，就是为第二个阶段准备的。学生不管在多短时间内完成“准出”课程，都可以提前毕业，这就是弹性学制。由于这种改革，我们每一位学生都有一张自己的课程表，每一张课程表都与其他人不一样。
其四，改革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学校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目标，通过自评与他评两种手段，在学校、院系和教师三个层面开展各有侧重的教学评估和质量监控。我们把这样的质量监控体系叫做“一二三”―――一个重点、两个手段、三个层次，始终把教学质量这根主线贯穿于质量体系当中，并且在这一过程当中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课程评估机制、课程改进机制和教学奖惩机制，从而形成从教学评估信息反馈到教学改进的机制。
上述改革实践，有效带动了南京大学本科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释放了学生的学习能量，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我们欣慰地看到，南京大学的学生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自由成长、自主发展。同时，南大的教学改革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仅在2014年度，我们就获得了国家7项教学成果奖，其中包括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五项。
四、对高等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通过回顾南京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教学改革，我感觉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今后如何改革，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我们不能忘记大学的立身之本。今天的大学，其社会功能在不断丰富，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也应随之改变。面对愈加复杂的形势，很多有识之士看到了繁荣表象背后的隐患和危机，越来越多的大学忘记了育人的根本使命，而是以学术追求替代人才培养。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研究型大学尤为凸显。回归大学之道，重振本科教育，巩固人才培养在学校办学中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学校自省的重要问题。
第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如今，全社会在评价大学时，往往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短期效益、轻长期发展。像这样的大学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人才培养质量、学生满意度、大学自身多样性等其他重要因素，它对保证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会起反作用。受此影响，学生在选择学校时，也往往更看重学校的排名，而并不是首先评判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教育质量是否适合自身的发展。高校质量保障的出路在于综合改革。只有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具体的措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扎扎实实地稳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才能满足走向世界的需要。
第三，我们要继续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之路。今后的20年，是我国建设现代社会、振兴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今年“五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实际上，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大学和世界的大学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应该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过去，我们研究共同点比较多，但是不同点恰恰是我们认识最薄弱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和世界的大学不同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就不明白中国的一流大学怎么建。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我国自己的标准，我们还是会继续跟着哈佛走，跟着耶鲁走，这是共同点。共同点好总结，但不同点比较难把握。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确定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标准。
可以肯定，再过20年到30年，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按照西方的价值、西方的标准去建设中国的大学。如果那样，我们永远都会落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大家静下心来，按照教育规律踏踏实实地办学。在建设“第一个南大”的伟大征程中，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沿着陶行知、郭秉文、匡亚明等一代代教育前辈的足迹，做更多前瞻性的有益探索，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作者为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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