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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罗尔纲的最初相识，是在1927年，罗尔纲看到中国公学的招生广告，便致信校长胡适，进而成为中国公学中文系的学生，从此，两人之间开始了一段“师徒如父子”的情缘。
1930年4月，罗尔纲毕业，他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介绍他到研究院工作，胡适回信告诉他上海没有研究院，并表达了想请罗尔纲到自己家中帮助整理父亲胡铁花遗稿及辅导两个孩子学习的愿望，罗尔纲当然是极愿意的，于是，这年的6月初，他便搬进了胡适家。虽然罗尔纲只是一个整理资料的青年人，但胡适对他却极为尊重，罗尔纲曾深情地回忆道：“我不过是一个家庭教师和书记，地位十分卑微，而胡家却常常名流满座，适之师却早为我顾到这点。每逢当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故意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忽视我这个无名位的青年人……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体贴到这种地步，叫我一想就感激到流起泪来。”胡适作为一个大学者，如此感情细腻、善解人意，使罗尔纲非常感动：“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胡适对于罗尔纲的学术事业也极为用心，1932年2月，罗尔纲将自己的《春秋战国民族史》给胡适看，胡适当即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并鼓励罗尔纲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近代史的史料丰富、易出成果，胡适的这个建议，使罗尔纲后来成了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重入师门时，告诉胡适自己正在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胡适很高兴，罗尔纲拿出自己写的《黄畹考》，胡适看后认为证据不足，让罗尔纲再做深入研究，并将此文推荐到北大《国学季刊》上发表；1936年，罗尔纲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胡适看了大不以为然，当即给罗尔纲写了封信，批评他“不该轻视武亿、王昶”，罗尔纲因此感叹道：“他教我知道，以后做人律己要严，待人要宽恕。”
在个人生活方面，胡适对罗尔纲也十分关心，1931年9月，罗尔纲因母亲病重回乡，行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表达感激之情，胡适看罢立即回了信给他，在信中写道：“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殷殷之情、感人至深。
罗尔纲曾经对胡适产生过误解，但胡适并没有因此与罗尔纲闹翻，表现出了长者博大的胸怀，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从政，打算邀请罗尔纲去清华代替他教书，罗尔纲当然十分欢喜，然而，出乎罗尔纲意料之外的是，胡适竟然坚决反对罗尔纲去清华教书，罗尔纲因此对胡适产生了误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赌气不再去胡适家问学请教了。后来，罗尔纲还是去了胡家，胡适当面向罗尔纲解释了自己不同意他到清华任教的原因：“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脚，你还回得北大来吗？……”胡适语重心长、充满了慈爱；罗尔纲听得“一腔热泪，涌上眉睫”。
1943年3月，罗尔纲受教于胡适的专书《师门辱教记》脱稿，并于194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罗尔纲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感激之情，“那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胡适读完此书后也很激动，在给罗尔纲的信中，他写道：“这部自传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还大。”1962年2月24日，胡适还将《师门辱教记》赠送给几位科学家，四个小时以后，胡适便去世了，足见他对罗尔纲的重视。
苏格拉底辞世时，柏拉图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自古有“师徒如父子”之说，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然而，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情分却为这句话做了最完美的诠释，见证了人世间最伟大的师生情，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为他们的师生情谊所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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