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总会有那么关键的几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我来说，选择南大，正是这样关键的一步，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种种奇妙的因缘，若简化一点说，还和打球有关。
1973年夏天，作为徐州市业余体校少年排球队的主力二传，我随队前往南京热身，为参加不久举行的江苏省少年排球赛作准备。半年之前，这里是我们的伤心之地。那也是一场全省比赛，前半程的表现还说得过去，可在后半程对垒无锡队时，关键场次竟然全队失常，比如一轮下来，六个人的发球全都失误，不是出界，就是下网，使得一次次好不容易争来的发球权马上又拱手相让，最后全场以0：3告负，而每局都是输2分。虽说比赛总有输赢，但如此输法，非常窝囊，以至于比赛结束后，年轻的教练一边签字，一边流下了男儿泪。不过，那次失败，好像对教练是一次深度唤醒。因此，提前半年，全队就集中起来，住在靠近云龙公园的一所中学里，同时也在那里借读，以方便训练。
那个年头，日本排球名帅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已经在中国享有盛名，不过少年队中践行者尚少。我们的教练痛定思痛，就根据本队的具体情况，决定尝试一下。魔鬼训练法的最大特点是高强度，重质量。所谓高强度，特别体现在防守的训练，教练员站在高高的凳子上，身边准备了几筐球，模拟网上重扣。扣下来的球一个一个像雨点般地落在左右和前面的空档中，被训练者必须不断倒地滚翻，才能将球救起。但教练并不等你起身，你如果累了来不及爬起，他就不断将球从不同方向砸过来，让你在左右支绌的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在极限中，能够调动身体的全部潜能。所谓高质量，就是量中必须体现出质，比如训练发球，要求每组发10个，连续发几组，每一组的每一个都必须成功，如果其中有一个失误，则该组全部作废重来，以此来培养一种强烈的质量意识。以前的防守救球，较为常见的是鱼跃式，大松则提倡滚翻式，认为不仅较易变化重心，也便于尽快起身；而进攻，则除了扣球外，也注重发球的变化，特别是推重勾手飘球。这两项，在我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是我经常受到称赞的绝活。
经过近半年的强化训练，效果立竿见影。这次来南京，为的就是通过实战加以检验，希望找一些不同层面的队伍交交手。教练员王重生（排坛绰号王大力）原是省队主力队员，他在南京生活了好几年，和省城排球界很熟，对南京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那时条件艰苦，坐车也还奢侈，于是他带着我们，在南京城里走来走去，和一个又一个对手切磋。就是在这样的几乎完全不知方向的行进中，我和南大不期而遇。记得那一次，先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好像是观摩了一场比赛，出来后，沿着山边小道，七拐八拐，就来到一片宁静的地方。教练指着一段破墙里面的房子介绍道：“看，这就是南京大学。”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年幼的我们对大学毫无概念，因此对那个甚至显得有点破败的地方并没有特别注意，只是好奇地看了几眼。那年头，有一句话，叫作“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既然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则从哪里进来也就并无区别，或许这就是围墙坍塌的原因？现在回想，当时走的那段路应该是金银街，可能在那个特定时期，一切都显得反常吧。南京之行确实对我们锻炼不小。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中山东路的体育馆里，我们曾和南京市少年队有过一场公开比赛。我还是第一次经历那样的场合：整个看台座无虚席，人声鼎沸。我当时真是超常发挥，若有神助。特别是发出的勾手飘球质量很高，飞过中网后，时而左右晃动，时而突然下沉，威力甚大，曾经连得8分，引来观众席上一片赞叹。那一年的全省少年赛是以分区的形式举行，我队不负众望，以全胜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与上一次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二次来南京打球，已经是七年之后的1980年，那也是参加全省比赛，不过身份已经是大学生，参加的则是全省大学生排球联赛。有一天的比赛，场地安排在南大，对手是无锡轻工业学院。我的位置是二传手，和我隔网相对的对方主攻手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可能是所有选手中身材最高的了，大约在190公分以上，扣球很有力量。我的弹跳虽然还不错，双脚起跳曾有摸高近80公分的记录，但一般情况下，拦这个大个子的网，还是有些吃力。不过，不知是他的击球点太低，线路太简单，还是我的发挥太好，总之，他的重扣总是被我封死，而且，被封住的球往往清脆落地，对方根本来不及补救。同时，我也经常根据场上情况，及时调整战术。比如，抓住他步伐不够灵活的弱点，在传球时，手腕轻轻一拨，把球吊在他的脚下，待他弯下腰来，球已经落在地上了。真是怎么打怎么有，很快就以3：0结束比赛。这场比赛在教学楼北、体育场东的一号排球场举行，那是一个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地方，因为当时站在那个场地上，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要不了多久，我就会作为这所学校的一员，还在这个场地上打球。当然，我对南大的向往早就已经有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填报的南大。可惜，我当时在工厂里还比较“红”，每天住在工厂里，各种杂事缠身，就是没有像样的复习功课，说明我实际上也还不大明白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几乎是带着文革中的原生态成绩走进考场的，败北也是必然之事。可是当我站在南大的一号排球场上时，心态已经完全不同。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程千帆先生来徐州师范学院演讲，他的渊博和幽默使我心向往之，于是立志要报考他的研究生，正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即使来到南京参加比赛，每天背诵古典诗词和诵读英语的功课也照常坚持着。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就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程先生的硕士生，真的成了南京大学的一员。世界上的事情竟有如此奇妙者！
真像是命中注定，1982年2月，当我刚刚跨进南大的校门，由于以前在少年队的一个队友的介绍，马上就被校排球队盯住了。那时真是大阵仗，为了让我加入排球队，校体育教研室专门写了报告，先请中文系的代理系主任签字，然后又请导师程千帆先生签字，这才将我招揽入队。入队后，比赛多在小体育馆（就是原金陵大学体育馆，现已拆除），而训练则经常在室外场地，很多时间也确实就在那个打过球的一号球场。站在那个场地上，想起一年多前的事情，真是恍然如梦，感慨万端。这一年我二十五岁，若按照年龄，也算老运动员了，不过，进攻时的换位快球，防守时的鱼跃扑救，也都还像模像样。
打排球是我人生经历中非常宝贵的一笔，借助它而认识南大，只能说是一个偶然。不过阅世愈深，愈知偶然之中有必然，因而心中仍然深刻烙下这个和排球相关的机缘。现在的我，已经多年不在球场上打球了，不过，每次来到南大北园，经过那个一号球场，仍然还会有非常奇妙的感觉。个中情愫，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