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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不专门从事历史学或者政治学研究的，对蒋廷黻这个名字大多已经比较陌生了。但是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传世之作，即《中国近代史》（版本众多，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为参考），不仅经典，而且精悍，寥寥五万字，就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
虽早已知其名声，但毕竟这一小册书捧在手里也掂不出什么分量，总以为如此三言两语就敢不加任何定语地称作“中国近代史”，恐怕多半是泛泛之谈。哪知，刚读第一章第一节，看到这样一句话：“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顿感惊讶。如此简单通俗的言语，传递出多少复杂诡谲的信息！一个深谙此道的历史学家、外交家，又是如何能做到这般轻描淡写、毫不卖弄地叙述与评判！
《中国近代史》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之一重印出版的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为其写了导读，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该著作的写作背景。该书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又是一场内忧外患，从书中亦不难看出救国救亡的写作目的。蒋廷黻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也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艺文丛书》约稿之际，他正处于辞去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职务之际，在汉口赋闲，便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作此书。篇幅方面也受到《艺文丛书》的限制（每册3万到6万字）。因而自称是把“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倒也不是谦称。只不过恰是因为“短小”和“初步”，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张力，使初稿竟成了经典。
作者开明宗义，以“中国人能现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一连串的发问，指出“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明确地表达了经“史”致用的目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首章“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最能凸显作者对外交史的敏锐――真正看到了晚清中国病的症结所在，即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已经进入贸易和商业时代，但清政府却一味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他对林则徐的剖析与判断也很独到：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是道光年间的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蒋廷黻虽以外交著称，但他直言不讳：“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清王朝遭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战。但是实质上，“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十分积极，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而曾国藩在维持清廷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近代史的大贡献。”其后两章实为一体，从“自强”讲到失败、瓜分，又至“复兴”。
诚如沈渭滨的导读所言：“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纵观全书，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近代史有着很大不同，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那样悲情叙事，讲述一个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遭遇，而是从世界大势，以全球眼光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书中并无详细陈述近百年间中国近代史上具体事件的过程，却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折射出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此亦其区别于一般历史文献，脱颖而出、备受瞩目之要素。
（作者系南大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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