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片的灰，灰暗的天空，灰暗的房屋，更加灰暗的铁丝网和人群――如果哪位插画家要为《古拉格：一部历史》作插图，素描大概是他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即使自诩耐性非常的读者，轻易也不敢碰一本厚度媲美《基督山伯爵》、内容好比《现代汉语词典》、、色调仿似《辛德勒名单》的历史读物。七百一十三页、七十万字，这样一本满满灰色的大部头，能超越人对愉悦享受的感官倾向、受到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赞誉和推崇，必然要有完胜人本能的阅读价值。
显然，《古拉格：一部历史》拥有这样的价值。
古拉格，那是什么？
在阅读前，大多数读者势必会问。
事实上，“古拉格”作为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以及整个苏联劳改体系的象征，即使幸存者不止一遍地在自己的回忆录、文学作品中提起，在大众的意识里，它仍然算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被尘封在历史里，尘封它的，有时间、有权力也有人民。就像一个用经历画成的圈，圈内人牢记至刻骨铭心，圈外人忌讳至不愿多想，就这样在沉默中形成记忆的孤岛。
“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流亡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1973年出版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中如此形容。这位被死后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终身“异见者”，姑且不管他良心到底如何，作为一名“古拉格幸存者”，在评价自己作品的时候，确实称得上坦诚：“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又会有机会呢？……那些不愿回忆的人已有（还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所有文献消灭干净。”对古拉格，他承认自己只能讲述“一部分历史”，而更完整的真相，只能交由经历长时间调查、掌握足够文献资料的学者披露。
恰恰好，时隔三十年，这一位“有机会阅读文献”的作者终于出现了，安妮・阿普尔鲍姆，一位美国籍的专栏作家，在1993年出版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古拉格：一部历史》。
又十年过去，这部作品终于登陆中国。
“这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一部关于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的历史，他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它描述了一个环绕整个苏联的灰色铁笼，被利用来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强制劳动力，在近七十年的时间内，在铁笼内，成为苏联光环背后抽象又隐晦的阴影。
这部书由从无数档案资料、文学作品、亲历者口述中抽取史实。
“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其中，死去的人数为2749163人、在1934-1953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为786098人――作者从档案中提取无温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计算组合成血淋淋的真相。
更多记录来自于幸存者和逝者的书信、日记以及作品内的描述。让人无法忍受的片段有很多：被强制流产的女囚犯、从出生与父母失联的婴儿……
“（他们）都睡在地上，鞋子也不够穿……有时几天没有水”――孩子被丢在收容所里，作为无“收入”者，得到的是最低的生活待遇。
“不一定具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观点”――在成千上万名被称为政治犯的劳改营囚犯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秘密传教的神父、更不是政党派别的要人，他们是在大规模逮捕行动中被抓进来的平民百姓。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因为饥饿、盗窃、投机倒把等罪名被关进了劳改营，直至死去。
“在大多情况下，职业罪犯对政治犯形成了绝对控制”――职业罪犯混迹其中，却得到了相对优渥的待遇和绝对的权威；
亲历者阿赫玛托娃说：“那个时候，只有死人笑得出来，因为他们从挣扎中解脱。”
无法忍受的不仅仅是受害者悲惨的命运，还有不可想象却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逻辑。政府与群众，敌人和同伴共同导演或是默许了这些悲剧的广泛存在。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曾直言不讳：“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太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
这是不属于教科书的少数人的历史，时至今日，仍然属于可以被肯定、不可被“宣传”的范围内，对现在的俄罗斯民众而言“那不关你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普遍做出的反应”。
古拉格，已经沉没，而它是否能被打捞，对大多数人而言并没有关心的价值。
然而，这样的悲剧真的属于过去吗？又或者，仅仅属于曾经的苏联吗？
在全书的最后，阿普尔鲍姆非常肯定地写道：“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只要极权主义仍然具有魅力，并拥有被实现的可能性。
而我推荐这本书则是因为，每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都有可能在历史的另一个转角沦为被抛弃的少数。泰坦尼克之后沉船不计其数，而溺死的人总在最后一个才意识到：原来，悲剧也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2012级本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