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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常常想起那个与小伙伴偷偷离家远足的下午。
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终于攒足了两毛一分钱。这笔“巨款”刚刚达到一本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价格。记不清对这本书觊觎多久了。只记得先是在别人家里看到了这本迷人的书，便如饥似渴地想要先睹为快，翻阅一番，但遭到了拒绝。因为这是那个小孩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刚刚带给他的礼物，他自己正爱不释手呢。崭新的装帧，鲜艳的图画，浓浓的墨香，勾起了我无限的渴望，当然更为诱人的还有里面神奇的人物和故事。遭拒后，我就暗暗记住了这本书的价格，并下定决心要买一本属于自己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个心愿――现在当然可以叫小小的心愿，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却是最大的心愿，甚至是唯一的心愿――我只对最好的小伙伴扈光国透露过，并且也成为他的心愿和秘密。他相信，作为铁杆儿，一旦我拥有了这本书，他自然是最优先的分享者。那时我的哥哥比我大好几岁，不屑与我们玩；而我的弟弟和妹妹比我小几岁，我又不屑与他们玩。扈光国与我同岁，并且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爱听大人讲故事，酷爱听评书，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交流自己听到的故事，模仿大人说书的腔调，一起品味那些充满魅力的文学话语。所以分享秘密的只有他一人。为了拥有这本书，我们俩早早就做足了功课，不但把价格记得准确无误，即使没有新的入账也要每天数上几遍铜板，而且从大人那里打听到卖这本书的书店，是在另外一个公社住地，离我们的村子有20多里路。我们村所属的公社住地离我们村虽然只有三里路，但可惜没有书店。
当第21个一分的硬币到手的时候，就是那个下午。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光国，俩人兴高采烈地上了路。八九岁的孩子不可能自行出过这么远的门，只隐约知道那个叫大庄的公社住地的大体方向，只好边走边问，也不知道是几点出发的，更没有意识到要估算一下来回的时间，况且那时也没有时间概念。清楚记得的是当我们来到大庄，又跨过一座沂河桥，终于赶到书店的时候，却发现店门紧闭。仿佛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两人失望地快要哭出来。却似乎并不死心，紧扒着门缝往里瞅，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一排排的书，大的小的，厚的薄的，黑白的彩色的，横排的竖放的，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神奇迷人的世界。
本可以即将到手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应该就在里面！这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铁将军像一座山隔断了我们热切的期盼。然而，令人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突然有人从里面大喝一声：“干什么的？”这声音现在回想起来不那么友好和善，可当时我们确乎听到了这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原来，书店刚刚下班，那位店员锁好了大门，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从后门回家，听到了前门我俩扒门缝的动静。我大声喊着要买书。那位敬爱的店员没有像现在有些小官僚小办事员那样撂下一句“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抬腿走人。他问清楚了买什么书后，并没有开大门，只是打开了一扇窗，收钱递书，转眼间我们经历了从极度失望到大喜过望的巨变。
如获至宝的我俩踏上返回的路途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慢慢变黑，才感到深秋季节瑟瑟冷风的凉意，才发觉两腿发酸而且变得沉重，更要命的是光国说他娘绝对不允许他在天黑之前不回家。现在不但天黑了，而且离家尚有长途跋涉的距离，这才发觉闯了大祸。奔赴书店的途中，我们还能对着太阳说笑，渴望的热情驱动着轻快的脚步；而匆匆回家的路上，则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了。昆虫的鸣叫与满天的繁星不再是风景，漆黑一团的夜也越来越深，回家的艰难与对回家后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样子，我们终于看到了黑暗中静默的村落，确认是我们村之后，光国突然一声不响地铆足全力一溜小跑奔家而去。我怀揣至宝溜回家中，却发现厅堂里端坐着的正是光国的母亲。原来她满村找儿子的时候，听一位邻居说好像看到光国是与我一起出了庄，于是到我家要人来了。我母亲自然也不知我们去了哪里，这俩孩子的奇怪行径让她们讨论了半天也不知所以然，只好边唠嗑边焦急地等待着。
第二天一大早，光国就找我一起欣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了。往常我们看小人书，都是头与头凑在一起，一会儿趴在床上，一会儿跪在桌前，一会儿坐在地上，边看边学，边比划边讨论，不放过画面下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也不放过画面上每一个人物每一件武器，更要把文字描写与图画上每一个人物的变化、每一个场景的变换甚至每一个眼神的变化细细对照。在画面与叙述的互相印证、彼此阐释中，在小说描写激发出的想象世界里，我们手上的小书成为读不完的经典，激动起来的时候我俩会手舞足蹈忘乎所以。记得有一次，我俩在光国家的炕上看小人书时，因为比划起来动作过大，把炕都给震塌弄散了。那一次因为我是主要的肇事者，他家里人没好意思加以责罚。
不过，这次的出门远足却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对宝贝新书、对小说故事太投入了，我都没注意到光国有什么异样，只是隐约发现他不太愿意坐着或者仰躺着，更乐意趴着，不像平时那样随便什么姿势都可以。后来才从母亲那里知道，买书的当晚，光国就受到母亲严厉的责罚，屁股上挨了很多板子，并且警告他少与我一起玩，否则很容易跑丢被狼叨了去。也许第二天他的眼睛还红肿着，只是他勇敢地掩盖着，而我也没到能观察别人的年纪，自然不会注意这些。我家的家规远没他家那样严，虽挨了痛骂，却没受皮肉之苦。光国因我受罚，使我深感自责，但显然他不以为意，看来是神奇的小人书让人忘记了挨骂，也忘记了疼痛，或者换句话说，宁愿受罚也要获得阅读的快乐，对《西游记》的执迷超越了一切。
父亲是语文教师，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而大我6岁的哥哥后来也因为酷爱文艺做了语文教师。这样，我小时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小说故事诗词曲赋，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直到现在，家里的长辈们说起我的小时候都会像讲笑话一样，说什么我当年在家里出奇的懒，大人逼着让推磨的时候就倒着推；让挑水的时候，故意把桶掉到井里。但是，只要父亲或哥哥给我讲着故事，我就会帮家里干活，讲多长时间我就能干多长时间。由于这些原因，上小学后我最喜欢的作业是做作文。每次当老师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的时候，我都感到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二）
这里回忆童年时代的故事，并非为了一纸怀旧。一个永恒的文学定律穿越那些泛黄的记忆逸散在故事之外――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于文学的本能热爱完全来自于文学的本真，即由文学构筑而成的想象世界对于阅读者感性世界的强烈磁吸。那些真善美的故事情节，那道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那腔反抗强权的自由精神，那股灭妖降魔的英雄气概，那类虚构世界的奇特逻辑，无一不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和无穷的遐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本质是美的，是快乐的，是自由的，是超越的，一句话，文学的本质是感性的。
许多年以后，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位读生物学且常常驻扎在实验室的同学找我很诚恳很羡慕的说，你们专业真好，研究的都是快乐的轻松的有趣的东西。然后，她说自己在实验室做实验非常枯燥，做实验的时候要忙碌；有时为了等一个实验结果出来，没有事，也不能离开，必须守着实验材料，有时候要守数小时甚至一两天。这些时间，她就都用来读喜欢的小说。她列了一些自己读过的新出版的小说，郑重其事地让我再给她推荐几本新的好小说去读，因为她又要独守实验室了。
此时，我突然发现，这位理科同学对我们有两个天大的误解。第一，我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快乐的有趣的东西，各门专业课给我们开列的必读书目，没有一本是轻松的。哲学理论，史学著作，文学研究著作，甚至还有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需要钻研。当我们用这些理论形成的视角去看小说诗歌的时候，感性的愉悦早已退居幕后，大脑中充斥的是逻辑是推理是沉重是规律。缪斯女神到了解剖学的视域之下，便远离了感性学意义上的美感。第二，我突然发现自己很久不读作品了，她读的小说我竟然大都没来得及读，那些理论书还没读完呢，哪有空余读小说。说起来，这个事已经是20年前了。这个发现我似乎没法向她讲明白，只记得我当时正热衷于用符号学理论解读周作人，用新的语言哲学和方法研究五四文学的文体解放过程。她哪里知道，这个过程不但不轻松，有时候简直比她们做实验还要枯燥还要沉重呢。
于是，吊诡出现了。爱上文学全因感性，而走上文学研究却主要依赖理性的导引了。
大概从读研究生前后开始，文学从当年那种忘我的乐园与幸福的源泉，摇身一变而为愁肠百结的牵挂，忧心忡忡的所在。一个意象，我们要探究它背后的象征意蕴；一个辞藻，我们要挖掘它潜藏的微言大意；一段情节，我们要找出它隐含的批判指向；一个结尾，我们要读懂它牵引的价值建构。
于我而言，文学的本质确乎从感性之美的本能吸引变成理性之思的主动追踪了。2001年我刚刚做博士后的时候，申请并有幸立项了一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的名称便是“理性的追踪”。后来申请立项的各种课题也多以“启蒙文学思潮论”等为题，由此亦可见我研究的旨趣之所在着重于“理性的启蒙”而非“感性的审美”。很长时间以来，从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启蒙到当代文学与文化启蒙，从理性的追踪到现代性的寻觅，从欲望辩证法的建构到道德文化逻辑的发掘，我孜孜以求者总关乎规律的发现与理性的建构，澄明的哲学境界成为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最大愿望。
记得读研究生时在导师家里上课，有一次从他厚厚的备课笔记的扉页上看到工工整整的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透过出自诗经的这句话，隐约可见到作为五四文学研究专家的先生心中的宏大思想抱负。此后，这句话也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且引起强烈的共鸣。这当然未必出于“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慨叹，但无疑已经是文学折磨人的切身体验。
于是，从感性转入理性之后，快乐亦终被折磨所取代。
文学本来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可它却常常变为痛苦的根源；文学本来是轻松愉悦的，可它却常常被赋予了沉重的负荷；文学本来是真善美的代名词，可它却常常沦为获取某种意图的工具；文学本来可藉以提高世人对生活的热情，提升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可它却反而常常增加读者对生活的隔膜，加强受众对生命的绝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度激发的那种感觉难道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是理性的一意孤行让我们悖离了文学的本质？难道是灰色的理论雾霭遮蔽了常青的生命之树？
我不能不重新思考文学的本真要义，也不能不重新回味文学的自身价值之所在。我想，固然已经不可能完全回到孩提时代，完全沉浸于那久违了的感性的文学世界中，但也不能再像前些年那样怀揣理性至上的信念，过分为文学所累，应该做的也许是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从人的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的存在本质中，重新调整进入文学的视角和维度。当我们重返源头追根究底，当我们重新面对为历史尘埃和理性风暴渐渐掩埋的文学本体时，对于解释的解释远比对于事物的解释更重要，也更难。这些年，越来越多地发现，凡是那种硬要以某种理论去套一种文学现象的成果或文章，不但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感，而且那理论也成为死的理论，毫无对事物的解释能力。面对文学世界，脱离了从感性出发的理性阐述，最终不但失去了感性，也会失去理性。而有些由感性切入、从生活与生命本身出发的研究，反而能够获得理性的建构能力，焕发出灼人的思想魅力。
是的，感性与理性虽然有和谐的时候，或者说也有和谐的一面，然后更多的是矛盾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和无情的分裂。不过，这也正是生活的深度存在与生命的现场感。正视文学的上述本质，也便是正视生活自身和生命自身。偏枯的心灵难以与文学相容，惟有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复杂互动和有机结合方能触及文学的真谛。
突然发现，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与理性之间，这不正是走了一条正―――反―――合的过程么？固然未免显得有些落入俗套，但它毕竟也算体现了世间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文学亦在其中。自然地，我将要继续游走于感性与理性之间。
（2013年冬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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