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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还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的吴宓接到在南高师任教的好友梅光迪的一封信，盛赞本校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博士“贤明温雅，志同道合，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自己处境“甚为得意”，热烈邀请吴宓立即回来，一起创建全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一起创办与中华书局定约的《学衡》杂志，并称“《学衡》总编辑之职尤非兄归来担任不可！”梅光迪的信大大激发了吴宓回国创业的豪情，他辞掉月薪300大洋的北高师英语系主任的聘约，也不要博士学位了，立即扬帆向南高师出发，尽管南高师给他的月薪只有160元，从而开始了他的“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依依回首台城柳，
辛苦三年遗恨长”
新婚不久的吴宓蜜月未过完，便独自在1921年9月4日乘车来南京备课。尽管住的是简陋的教习房楼，吃的是硬饭粗菜，用的是公用木制马桶，形单影只，生活清苦，但吴宓心无旁骛，“一切不顾，专心备课”，用英文编写的讲稿“可足五六星期讲授之用”。
开学后，吴宓在第一学年便同时开设了《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四门课程，后每年开设新课程，其中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其他课程也常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吴宓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由于备课充分，英语流利，吴宓的课倍受学生欢迎。1923年春，还在清华上学的梁实秋到南京听了吴宓几堂课，回京后便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东南大学学风醇美，老师博学负责，学生勤奋好学，并特别提到吴宓，“我到吴先生班上听了一小时，他在讲法国文学，滔滔不断，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我想一个学校若不罗致几个人才做教授，结果必是一个大失败。我觉得清华应该特别注意此点”。梁的这篇文章成为后来清华聘请吴宓的一个动因。
吴宓也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豪，认为他教过的英语系二年级、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堪称“东南大学前后多年最优秀之两班学生”，其中英语系二年级学生便有中国最早的6位女大学生。一位名叫李今英的女生，虽脸有微麻，但气质高雅、学识俱佳，后与洋文文学系主任梅光迪结婚，又名梅李今英。国文系四年级学生缪凤林、张其昀等后来也均有造就。吴宓与他们教学相长，“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并认为“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吴在南京的生活充实而愉悦，以至于当他在1923年短暂回沪探亲回来后，写诗道：“两载金陵是故乡，归来百感又苍茫”，“莫向桃源寻蝶梦，便屯菰米老鱼乡”。
不仅吴宓一人如此，当时的东大俊彦云集，生机勃勃。可好景不长，1923年，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后台”、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积劳成疾倏然去世，学校又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吴宓、梅光迪等人便萌生退意，梅光迪赴美国讲学，吴宓去了东北大学。
其实，吴宓心中非常不舍，他在日记中写道：“予自美国归国，教授于东南大学3载。方谓此局可长，乃自伯明先生溘逝，事变纷来……予之生涯，乃大变改。然去南京而之他所，实非本志。故始终依恋，临行尤凄其欲悲。”为此，吴宓作诗一首：“骨肉亲朋各异方，别离此日已心伤。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何缘似故乡。逼仄乾坤行道地，萧条生事载书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
“云烟境过皆同幻，
文锦织成便不磨”
除教书育人外，吴宓在东南大学从事的另一大业，便是主编《学衡》杂志。这是他一生最重要之事业，所受毁誉大多因此而来。
早在国外，梅光迪、吴宓等留学生就对胡适等人否定传统文化很是不满。梅光迪和胡适本是同乡，关系甚好，原以兄弟相称，常在信中讨论学问。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观点后，两人产生分歧，并越闹越僵。胡适回国后，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扯起“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旗，声名大噪，所向无敌。梅光迪、吴宓、胡先�等留学生很是愤怒，决定创刊《学衡》与之对抗。梅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意与“新青年”派鏖战，复兴传统文化。
任教东大后，梅光迪便约请胡先�、吴宓等相继来到东南大学，再加上东南大学原来的柳诒徵、萧纯棉等人，在刘伯明支持下，《学衡》杂志社于1921年10月创立，杂志于1922年1月创刊。杂志社以吴宓寓宅作为办公场所，第一次会议公推吴宓为“集稿员”，柳诒徵为《发刊辞》执笔人。为便联络，吴宓还自制了一块“学衡杂志社”的白底黑字木牌，悬钉在住宅门口。按梅光迪“脱尽俗气”主张，杂志不设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但在第三期吴宓起草刊出的《学衡杂志简章》中，吴宓“自我加冕”，署上了“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梅光迪等对此不以为然，忘了邀请信中所言，责问吴宓，“宓不顾，亦不自申辩”，后自我辩解道：“盖先有其功，后居其名，故毅然自取得之”。的确，《学衡》杂志吴宓出力最大，发文几乎最多，尤其是中后期，杂志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奋力支撑，“总编辑”一职当之无愧。
《学衡》创刊号发表简章道：“本杂志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因此，它实际上并非只是和《新青年》论争的刊物，而是综合学术刊物。内容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引进西方文化、文学，比较中西文化，当然与“新青年”派论战也是其重头戏。“新青年”派主张全盘西化，重估一切，“打倒孔家店”，“打倒文言文”，“尝试”新诗。而《学衡》从白璧德以“人的原则”为最高原则的“人文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的作用、益处，主张兼收并蓄中西文化，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得明白：“今欲早就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学衡》杂志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便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着它采取中西文化精华。“学衡”派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坚决拥护文言文和旧体诗，批评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新青年”派则斥之“顽固”、“保守”、“反动”。
两军的领军人物吴宓和胡适还有过一次正面交锋。有一天，吴宓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胡适不以为忤，反而自费买了一套《学衡》杂志，还邀请吴宓参加他正在筹划的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
与《新青年》一味破旧立新不同，也与一味复古拒新的严复、林纾等“国粹主义”者不同，“学衡”派实际上主张“推陈出新”、“兼取中西、融贯古今”。因此，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是和“新青年”一样同属现代主义者，都在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道路，只不过“新青年”派更激进，“学衡派”更稳健。激进的声音常常更吸引人，在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新文化运动成燎原之势，势不可挡。《学衡》杂志每期发行量却只有数百份，只能是螳臂当车而已，徒增“笑料”，被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讽刺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在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鲁迅还讽刺吴宓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不过，站在今天回顾，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新文化运动虽有其时代价值，但也有激进遗毒，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破坏更是危害甚大，而“学衡”派则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学理之正确更不待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也有重要启迪作用。如今学界，已对“学衡”派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它对主流学术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制衡和纠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文化派的学术缺失，纠正了其极端的价值判断。它所提倡的在稳健、平和的态度下调和中西文化的构想，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意义。在传统回归热兴起之后，学衡派所代表的独立的学术精神、精英分子的知识理性和对人文精神的重视，都促使他们的学术观点在现代化的商品潮流冲击下重新焕发出力量，而他们作为保守主义者所产生的现代意义也需要人们重新加以评价”。我们应该庆幸，在当年一边喊杀声中，至少有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发出了自己微弱、不同、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民族之光，文化之幸。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祖宗和其他国家。明智如胡适者，也在新文化运动不久后意识到其流弊，遂自己埋头开始整理国故。
“学衡派”还深刻影响了东南大学的学风，以《学衡》、《国风》、《史地学报》等学术杂志为标志，东南大学形成了独具“保守”风格的“东南学派”，更主张中国本土的文化观，更强调融合中西文化，学风因此扎实、稳重，“不以骚湿轻重，不以穷达易节”，“秉持士林气节，保持朴茂学风”，与激进的北大学统相映成辉。以东南大学文学院为代表的广大东大师生还坚持写旧体诗词，拒绝白话诗，课程设置也以传统国学为主体，排斥1917年后的新文学。张其昀后来认为东南大学实为“中国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将学风概况为“以钟山的崇高，玄武的恬静，大江的雄毅，足以象征母校的学风”。至于所谓的“保守”，提出“东南学派”的张其昀说得明白：“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种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慎较近事实。南高的精神中科学的成分极重。他们不囿于成见，不狃于私意，发言务求正确，不作妄诞之辞，最富于自由的空气与真挚的精神”。
随着刘伯明的去世，“学衡派”风流云散，大多离开了东南大学各自天涯，《学衡》杂志实为吴宓一人苦力主持。为节省邮资，往往新刊一出，吴宓便亲手包扎，逐一贴上邮票，然后雇用人力车亲自送到邮局寄送。出版经费紧张，他每期自己津贴百元；出版社嫌杂志没有利润不愿出版，他求梁启超等人说合。吴宓不仅面临“新青年”派的攻击，也遭遇着内部的非难和朋友不解。从第13期开始，对吴宓自任“总编辑”一职耿耿于怀的梅光迪便不再为刊物撰稿，并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其他社员也渐渐不再过问杂志，无人捐助，还常常因稿子问题与吴宓争执。终于，1932年，柳诒徵与缪凤林在南京创办钟山书局，提出《学衡》杂志收归钟山书局自印发行。双方摊牌，吴宓被迫在出刊第79期后辞去总编辑，改由缪凤林担任，但杂志再无出刊。吴宓曾在《吴宓诗集.卷末》中记述：“此事伤宓心至大。外人不明实情，不能阻止，反尸其咎，乌得为平”。
作为“《学衡》生命所系”的吴宓，终于如梅光迪等所愿，不再担任“总编辑”，但持续十一年之久的“学衡”也从此消失，吴宓等“学衡派”的“黄金年代”也随之结束。1934年元旦，吴宓主编的文言文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寿终正寝，取而代之是胡适创办的白话文版的“星期论文”栏目。吴宓在该年写诗一首，反映了他此时此刻的伤感与无悔，诗云：“心迹平生付逝波，更从波上觅螺纹。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好梦难圆留碎影，慰情无计生劳歌。蚕丝蛛网将身隐，脱手一编任诋诃。”
（张守涛，我校校友，青年新锐作家，本文选自《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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