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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侵略军将战火蔓延到1937年的中国首都南京，人们流离失所，尸骨累累。在这场浩劫中，竟有两万多件珍贵碑拓在一所大学师生的保护中幸存下来。这些纸上墨迹穿越战火一路从南京抵达四川，抗战后又回归南京；70年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得以以《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的名义，自今年起陆续公开出版。
一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完整讲述这个故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金陵大学师生从纷飞的战火中保存拓片，是为了保存一种让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命脉。”
这些抗日战争中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辗转保护并丰富的众多碑拓，同其他躲过战火毁灭的历史文物一起，静静安放在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樟木柜里。它们被整理、分类、标记，远离潮湿、虫蛀和战争，等待人们的研究和凝视。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南京大学今年选择了其中200件碑拓结集出版，名为《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随着系列图书的出版，更多经历了抗战烽火的碑拓将与当代中国人见面。它们大多来自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收藏。作为今日南京大学源头之一的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1930年成立。因缘际会，1934年，来自加拿大的金大前身汇文书院创始人福开森将其在中国40年间耗资巨大的收藏捐赠给了此所，其中就有碑拓66件、拓本173件、拓本册22册，宋拓“王右军大观帖”等国宝赫然在列。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战火延烧到上海，8月15日，日军开始轰炸南京。11月18日，金大停课。
“在那样的年代，很难想象怎么去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张生说。
据介绍，在决定西迁后的短短几天之内，金大师生就收集包装箱，解决了车辆和船只问题，11月25日，第一批师生就在裘家奎、孙明经等人的带领下，拖着家什开始向成都迁移，这当中，就包括了此次出版的一些拓本。
1938年3月，金陵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准时开学。
“我们这些老师，都是文人，不懂得如何开枪，保护文化是唯一能做的事。”张生感慨。
颠沛流离之中，中国文化研究所并未因战火而中断研究，反而加力为民族保存文脉。1938年初，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大教授商承祚在随校西迁途中听说长沙出土文物，立即转道前往，收集文物66件，并于1940年再度入湘，抢救文物155件。这些炮火中的所得，至今珍藏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在四川期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金大教授柯象峰进入四川峨边县，考察彝族人民生活，并与徐益堂联袂深入西康，收集少数族群文物，拍照记录。商承祚和刘铭恕等人踏遍蜀地山水，实地考察石刻、碑刻、崖墓、汉阙、汉砖花纹，或拍照，或拓片，并收集旧拓片进行比对。
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西迁八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获得拓片等文物2680余种，是南京大学此次出版的重要基础。
“在这些碑拓里，你很容易被中国书法的美所打动。”南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负责人水涛指出，这些碑拓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秦到清，既可以看出中国书法的变迁，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它们中不少出自名家之手。现在，很多碑拓已经成为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资料，因为原碑已经毁于战火。
水涛展示了一副惟妙惟肖的唐八骏图：“这样的三维拓印需要极高的技巧，一般是制作多张拓片，最后再合成为一张。”
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是抗战研究的重要基地，81岁高龄的张宪文教授就是一位以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等而著名的专家。他曾是一位常常偷偷跑进金大西迁文物书籍仓库里淘书看的青年。“那是我的秘密宝库。”他说。那时张宪文是南大的一名青年教师，西迁文物和书籍还没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在里面“发掘宝物”是一大乐趣。
“很难定义上一辈人在战火中到底保护了什么，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现在中国人的精神将会不一样。”张宪文说，“没有对文化的保护，人们现在只能记住战争中的杀戮。”
水涛认为，这本碑拓的出版仅仅是一个好的开始，研究这些碑拓需要大量工作和资金，更多内容等待被挖掘。“中国在抗战中数度濒危，无法想象，如果国亡种灭，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这些拓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张生说，文物的命运，折射了国家的命运。
（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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