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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庭成分属自耕农，有地11亩，祖父在镇江当裁缝，父亲念过私塾，后来曾去镇江考过秀才，没考上，自己办私塾，但一年后家族里有人考上秀才，父亲就让贤了。刚好基督教内地会招聘职员，这内地会当家牧师是英国人，他既传道又兼做医生，父亲就在他的小医院当管理员，且教英国人中文。我生于1901年，6岁入私塾，背书包，点香烛，在孔夫子像前磕头，老师写“聪明、智慧”四个字送我，我的书上有绘着图的24孝，教育我要“孝顺父母”。还有，书上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育我要尊敬师长等。我一生印象深刻。我8岁放牛，9岁已是半劳力，10岁农忙时从小学放学回家，随大人一起下地劳动，农活除耕田外，插秧、车水等样样都干，一直到大三暑假，我兼做了教书工作，才不回家，也不下地干农活了。我12岁进镇江润州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我进教会学校方便，且可以住宿。
父亲对我一生影响较深，他从小教育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君子自强不息”，他认为“读书可以出人头地”，他要求我反复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后来又把最后两句改成“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我家过年贴春联，父亲总是贴“为善最乐，读书便佳”以强调做好人，勤读书的重要性。所以我从小十分重视学习，有空就读书、写字。
当然宗教对我也有不小的影响。我父亲在教会医院工作，我在教会学校读书，中学时就是教徒，长年参加宗教活动。基督教教义“爱人”、“有牺牲精神”、“为人服务”、“有益于人”等。我身体力行，作为自己座右铭。
我到镇江念书开始有国家观念，镇江是一个商埠，那时日本侵略我国，大家抵制日货，我也参加街头宣传。
1919年我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才开始有科学救国思想，我生长在农村，要想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就选读了农科。我是教徒，念教会学校金大不要学费，但实验费、伙食费也不便宜，上学第二年经济就发生了困难。有一位同班同学是南京成美中学校长的弟弟，介绍我去成美中学兼课，教化学和物理，总算解决了我的经济问题。但是又发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学农科要看天时，实习常和我中学兼课时间矛盾，于是不得不放弃学农科改学化学了，而且我对化学也确实蛮有兴趣的。我是我家方圆几十里第一个大学生，感觉很自豪。
金大美国教师乔斯（E.V.Jones）教我们工业化学，他上课很讲究教学法，组织国内大学化学教师来金大上暑期进修班，还做实验。1924年金大化学实验室就有了煤气。乔斯的教学法使我很受启发，所以在中学上化学课也先做示教实验，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然后再讲课，教学效果很好，校长表扬我，每月加5元工资，还带我去上海科学通仪馆参观学习，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仪器馆，也是我一生第一次去上海。
从1919年到1924年，我在金大2年预科（农科）3年正科（文理科）成绩优秀，满学分毕业，留校工作。月工资60元。乔斯先生是化学系主任，我是他的助教，他很喜欢我，答应有机会将送我出国。那时我在金陵中学也兼过课，教普通科学课（内容是化学和物理）。
1928年，中国医学会选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师从胶体化学家托马斯（A.W.Thomas）教授，次年即获硕士学，继读博士要考四门课，我通过后，由导师推荐获奖学金。博士论文题目：“氧化铝水溶胶的本性”，论文刊登在《J.Am.Chem.Soc.》（美国化学会会志）上，1931年6月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金大任教。
从1933年到1935年，金陵大学连续三年举办暑期讲习班。1936年在福州举办化学、物理和数学三门课的暑期培训班，我被高薪聘去教化学。1938年金大因抗日战争爆发，西迁成都，我被成都理学院魏学仁院长聘去任四川科学仪器制造所兼职副所长，并编写了实验教程。
1947年8月，我获美国援华会资助去美国伊里诺大学分析化学系当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无机沉淀的晶化作用”。系主任克拉克（G.L.Clark）教授是我的导师。我每周向他汇报一次，每次都有新的结果，他很满意。他要制备磷酸铬晶体，可一直只得到粉末。我在国内有点经验，知道成分配比和条件是制得好晶体的关键技术，我做出了磷酸铬大晶体，且用他实验室的先进X光仪完成晶体结构分析。我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Science》（科学）杂志上，他高兴极了。我访问期满，他要挽留我，并对师母说：“我从来没遇到这样好的学生”，我婉言谢绝，于1948年8月按期回国。
我们搞科研要从实际问题开始，最后要解决工农业生产的问题，若只为搞科研而搞科研，不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得诺贝尔奖也不能算先进，当然结合实际也要基础研究。我在1934―35年做了四川省土壤肥力（氮、磷、钾）调查，然后为解决麦子黑穗病，研制、生产了3吨碱式碳酸铜以消除病害，最后又开展铜盐的基础研究，发现酒石酸铜也有不错效果。又如1955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北黄土高原土壤加固实际工作中向我们提出要求找出硅酸钠胶凝材料作用的影响因素和最佳条件，我们成立硅酸研究组，经过多少年的工作，提出“硅酸聚合作用理论”，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接受，更为胶凝材料、冶金铸造、金属防腐、萃取分离、无机粘结剂、硅溶胶生产和矽肺病防治等领域提供理论依据，对科研、生产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也是国家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科研和教学有相通的地方，我们教给学生知识，同时不要忘记知识是如何来的。要有科学思维方法，要学习科学家的精神和品德。
关于我早年创建和创办化学机构、化学刊物的情况是这样的：1931年我在金陵大学任教后，在教学之余，作为发起人之一全身心投入创建中国化学会和创办化学杂志《化学》的筹备工作。1932年8月，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1934年1月中国化学会《化学》杂志（《化学通报》前身）创刊，我自筹经费，从组稿、编审、印刷、发行、邮寄等全是一个人，发行量1千本，我任总经理、总编辑共17年。不现在《化学通报》有编辑部、印刷厂、发行部，发行量3万本。再说解放前教学、科研工作看不出结果来，如今我们南大，我们化院，我们研究所的教学、科研变化比解放前可以用“天翻地覆”四字表述。我想起朱熹的“泛舟”诗：“昨夜春水江边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因为现在有中国共产党有新中国了，也就是“有春水”了。
后记：戴安邦先生治学严谨，学风端正，作风民主，品德高尚。他奉行的格言是“立身首要是品德，人生价值在奉献。”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经过自身刻苦学习，不断努力，养成善于思考、善于创新的性格，最后成为国内外著名教授、中科院院士、化学大师，对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的科学精神，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承曹天锡同志审阅本文，特此表示感谢！
（戴安邦口述，陈荣三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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