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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华（我视他为兄长的尊称）匆匆离世，深感突然、悲痛、惋惜、怀念，回想，诸多往事涌上心头。老华一生，曲折多磨，但他乐观坚强，能坦然面对，经得各种困境和艰险的考验。
学生时期的老华，曾是“新青社”公开系统小组成员、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自治会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常设委员之一。曾和战友们一起领导了1947年震惊全国的“五二○”运动。当年秋冬中大学生第四届自治会换届竞选，正是国民党镇压学运甚嚣尘上之际，反动政府已经对进步学生“操刀一割”了。不少进步同学被开除、进步教授被解聘、支持学运的中大校长吴有训也被迫辞职，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余子三被捕并惨遭杀害。如此严峻形势下，担任自治会理事会（自治会执行机构）常务理事（主席）是要担风险的。谁来担此重任，颇费周折。新青社和学生会领导，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老华担任。老华则毫不犹豫，临危受命。他这种不惧艰险、勇于担当的英雄气魄，令人钦佩。
1948年，党组织掌握到国民党将着手抓捕学生的黑名单，战斗在公开系统的朱成学、华彬清、李飞首当其冲，决定三人第一批撤退到解放区，不料在3月6日启程时因交通员叛变而被捕，三人沉着应对，趁看守暂时离去之机商讨对策。最后总结为三原则，一绝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新青社、民盟成员；二绝不泄露组织秘密，不出卖同志；三互相信任，绝不被敌人的威胁利诱、花言巧语所迷惑，一定要保持南京学生的浩然正气。并以古民族英雄的诗句：如明代于谦的《咏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七律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富于爱国激情、浩然正气的人生最高境要求，进行自我教育、互相鼓励。实践证明，在其后的深夜，多次分别对三人的审讯中，三原则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任敌人威胁利诱、挑拨离间，都没有获得任何可以定罪的材料。但最后还是妄加罪名，以“共同破坏国体，窃据国土，而着手实行”，判朱六年徒刑，华、李五年徒刑。三人不服上诉，最高特刑处最后竟捏造事实，诬陷朱的“共匪”城工部秘书而改判为十二年徒刑，华彬清、李飞仍为五年。
在监狱里朱、华、李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关心国事，加强学习，充实自我，并各展所长的作自我教育和帮助难友的工作。李古诗文基础好、记忆力强，能全文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经常背诵古代民族英雄的著名诗句，在难友中传颂，互相鼓励；朱法律系毕业则帮助不少难友书写或修改辩护书；华则善于做看守人员的工作，通过小看守能买到当天的报纸，或不检查同学、亲友送物时夹在衣物中的书刊杂志，在难友中传阅，有时还组织形势讨论会。狱中读书风气很浓，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一次趁难友放风之际，一特务突然到华的囚室搜查。华立即跑回囚室，见该特务在难友彭原（地下党工委委员）地铺上翻到一本昨日华给彭传阅的进步杂志，华猛地抢回该杂志并说：“这杂志是昨天家人送来的，已经过所里检查，你为什么拿走？”此举使特务愣住了，过一会儿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检查？”华答：“查号不是值星官（轮值人员）的事，你有这资格吗？”特务只好去找值星官，华和回囚室的难友趁机将该杂志塞到马桶下，换了一本有看守所“验讫”印章的《中华教育》杂志来应付。关键时刻华急中生智、巧妙应对保护了难友和送杂志的小看守，却为此惹恼了该特务。后竟以“品质恶劣，不守所规，并有唆使群犯围殴看守，企图暴动”之罪名，被加上手铐、脚镣，送进黑牢，与患重病的重量犯同睡于潮湿的泥地上，并停止放风。后经彭原报告事情真相，并众多难友向看守所长（事发时休假）“说情”才被解除镣铐，恢复在监自由，前后达一月之久。
老华是经过领导学运的锻炼，又经过被捕、坐牢等的考验，是政治上较为成熟的青年才俊。但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即以莫须有的怀疑被隔离审查近一年之久，结果未查出什么东西而不了了之，后来得知省文教部某处长××竟在他档案里塞了一张“此人不可重用”的纸条，随即下放南大。可想而知他之后的际遇了。后来他主动要求到马列室做一名普通教师，以在教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久“文革”灾难暴发，他又在劫难逃。一个普通教师却被弄到“校专政队”，和匡亚明等校一级的大“走资派”一起被关押、审查、批斗、劳改，显然他成了学校的“重犯”、“要犯”。一次在大礼堂批斗老华，我也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之身份被带到现场“接受教育”，但却不能进入礼堂，而是坐在外面的草坪上听批斗。批斗的主要内容是逼他交待被国民党逮捕的问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你不是曾写过悔过书？”、“要求到苏州返省院？”，主持人问。“瞎说！”、“没有的事！”，老华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地回答。主持人一时语塞。只好空呼口号，“打倒华彬清！”“华彬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心想还是当年的老华啊！多么理直气壮，富有锐气。此时，我抬头望见北大楼前那棵巨大的青松，在蓝天白云下显得特别挺拔高大，我更加坚信朱、华、李没有问题。问题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结论都“没有叛变自首”的被捕问题，为什么三人分别在不同单位，都大张旗鼓地被揪“叛徒”呢？事后老朱曾告诉我：在审查的后期，有造反派曾向他吐露了真情说：“因为北方揪出了薄一波等大叛徒集团，有造反派也想在南方揪出个叛徒集团。而朱、华、他三人被捕是不仅震惊了南京，也是震动了全国的大案，从他们突破，可立‘大功’啊！所幸南京的敌档保存完好，查的结果不仅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三人表现都不错。”还说：“你们的案子查清了也很光荣哩！”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晚年老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老当益壮，积极主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发展，南大校友会工作的初始阶段人手不足，对中大校友情况不了解，老华出主意提建议协助作了不少工作。学校80周年校庆，“五二○”35周年纪念之际，他曾建议并主持了“五二○”运动座谈会，全国各地“五二○”老战士齐聚母校、畅谈离情别绪、回忆当年战斗情景、共商如何继承发扬“五二○”光荣革命传统，促进了“五二○”运动史的编著任务。后他又是积极发起和推动成立中央大学校友会的主要校友之一，并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大校友会在开创和推动和各地中大校友及港台及海外校友的交流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珍爱我校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编著了《五二○运动史》、主编了《南京大学共产党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含金大、金女大）和《南京市社会科学志》，已经退休，一切从无到有，困难重重，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坚韧不拨，终于在和他一样大多已屈高龄的离退休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实属难能可贵。
老华一生因曲折而丰富、磨难而增辉。最后在乐享天年、安然归去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安息吧！老华，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书写此文时曾参阅了罗炳权、王慧君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华彬清主编的《南京大学共产党人》，特此感谢。
（本文作者为中央大学生物系37级校友，南京大学离休干部）
［人物链接］
华彬清，192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原中央大学政治系，1947年6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地下青年团），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曾组织领导著名的“五二○运动”，同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组织营救出狱。此后他先后在南京市学联、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高校党委、江苏省委文教部、南京大学等单位工作。著有《五二○运动史》，曾主编《南京社会科学志》、《南京大学共产党人》等刊物。
华彬清1949年前参加革命，1949年后投身教育事业，在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习、工作了大半人生，于今年9月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
朱成学，（1920～1982），生前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义乌东朱雅治街村人。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法律系，于1946年1月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年4月任中大新青社公开工作系统负责人。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大学公开工作系统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朱成学担任南京市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主席、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后任青年团南京市委部长、秘书长等职。
李飞，1921年生，湖南湘乡人。1943年进入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在校期间，先后参加了民盟中大地下支部、党在中大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及与工学院进步同学共同组建的秘密组织“工社”。1945年下半年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由重庆迁回南京，李飞以化工系系会、工学院院会主席身份担任了中大学生社团联席会议召集人，1946年初他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担任南京抗暴联的总联络；在1947年“五・二�”运动中任南京争取公费联秘书处负责人及京沪苏杭四区16所大专院校的学联秘书处负责人，并参与了筹组全国学联的工作。
（资料图片来源：南京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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