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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时值南京大学地理系创建八十周年，杨戊、陈丙咸和我编辑了一本《地理系建系八十周年纪念》，内容分三部份：老照片、纪念文章和八十年来数千名毕业学生的名单，该书老照片首页是竺可桢先生赠予我系的一张个人照片，神采奕奕，观之可亲。
1959年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来宁视察，顺访南京大学，目的有二：一是看看他曾经长期执教过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继承者南京大学发展情况如何；二是了解他创建的地学三系的现状及看望他的几位高足如地理系系主任任美锷教授、气象系系主任徐尔灏教授等。竺老的光临受到南大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先由高济宇副校长陪同到东南大楼视察地学三系，随后又由高副校长陪同听取徐尔灏教授作关于他当年夏天率气象系百余名师生在皖南黄山周围布点，实施我国第一次地面暖云人工降雨试验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汇报。听完汇报，竺老极为满意，认为这项试验不仅是国内首创，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他勉励徐尔灏教授继续努力，为祖国的气象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在东南大楼门前与地理、气象两系教师合影，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一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学有根底，又受到同乡秋瑾、鲁迅等革命思想的启迪。1901年，他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认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决定到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1918年，他以优秀论文“远东台风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时年28岁，随即怀着以科学报国的激情返回祖国。
竺可桢回国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之聘，前往该校讲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理学、气象学学说。竺可桢学识渊博，他编撰的《地学通论》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内容丰富多彩，加之讲解精辟，又能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并常带学生课外实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受学生欢迎。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 ，在竺可桢教授主持下，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地学系，内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两个专业，他亲任系主任，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和世界地理等课程。1928年，他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辞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旋任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年5月，国立东南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地学系属理学院。1930年1月，地学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地理系（内含气象专业）和地质系。地理系系主任是竺老的高足、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地质系主任由著名地质学家、岩石矿物学家李学清教授担任。1944年，气象专业从地理系分出，独立成系，首任系主任为现代气象学家、中央气象局首任局长黄厦千。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本是一胎同生、三足鼎立，彼此在教学、科研上互有配合和支持，相得益彰。竺老当年创建地学学科的意愿，得以全部实现。
二
竺可桢早年从事气象学研究，以后主要研究气候学，是我国杰出的气候学家。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仍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肆侵华，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杭州危在旦夕，中央大学接到西迁指令，决定迁校重庆沙坪坝，并在柏溪建立分校，战时环境极其艰苦，但全校师生奋发教学，弦歌不断，加之众多留学海外的学子纷纷归国返校为国效劳，教学水平未见降低，反而有所提高，使中央大学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就在我校西迁重庆的同时，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也开始了漫漫西迁路，先后在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多处选址，历经两年多，行程2600公里，四迁校址，最终在贵州遵义落脚建校，并在湄潭建立分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竺老费尽心血，坚持办学七年多，倡导“求是”精神为浙大校训，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竺老在全身心投入浙江大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亲手培植的中央大学地学学科。此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已西迁到重庆附近的綦江县。由遵义、綦江到重庆，直线距离并不长，但中途要翻越险要的娄山关，旅途极其艰险。身为浙江大学校长、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老常因公事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重庆、綦江、遵义三地，辛苦可以想见。他每到重庆，公干之余，如有空暇，必到沙坪坝看望中央大学地学各系师生，给予指导和帮助，举办学术讲座，介绍近代地学的新内容与新方向，还不时为地学刊物写文章。竺老对中央大学地学学科的关爱在八年抗战期间始终未曾间断。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重视文化科教事业，由于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又有执掌浙江大学十三年的经历，国务院任命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9月15日，他应南京大学理学院之请，在南大四牌楼校区科学馆致知堂讲演“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讲演由潘菽校长主持，听众多为学生，也有部份教师，竺老主讲解放后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的总方针，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已任的领袖人才，强调理论与实际一致，不轻视高深理论，次论科学院要和大学合作，科研与教学结合，可以更好地出科研成果，提高教学质量。他希望南大早日设立天文系，可以和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互动，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竺老这次讲演内容新颖多彩，听众耳目为之一新，受到南大师生的热烈赞扬。他的教诲数十年来一直影响一代又一代南大人的学风，并由此取得教学科研双丰收。竺老对南大的钟爱和关怀是一贯的，就在上述讲演次日，南大地理系举行1950级新生入学典礼，竺老在百忙中参加盛会，发表热情讲话。会后在A平房前与全系师生合影留念。1962年5月20日是我校六十周年校庆，气象系学生会致函竺老，请他题词，他欣然以“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校，为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学舍乃昌”。词赠南大，体现了竺老的一片热忱和殷切期望。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由原来的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42个系，仅保留了文、理两个学院13个系，元气大伤；但是也有收获，主要是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的地理系师生整体调入南京大学，分流到我校地理、地质、气象三系，使我校地学学科实力大增。这个调整方案得到竺老的支持，他认为浙大与南大的地学合并，是强强联合，可以使高校地学的整体实力增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四
竺老在中科院分管地学、生物学部领域的组织领导工作，在综合考察、自然区划、自然保护、沙漠、冰川、海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推动和建立了若干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地学研究机构，并多次亲自参加区域地理考察。他认为南京大学地学学科在这些方面有优势，常指派地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利用暑假协同我校师生，合作科研，项目多为综合考察、地貌研究、遥感调查与应用、水土保持等，如1957等，地理系系主任任美锷教授接受科学院的任务亲率师生远赴云南进行热带资源调查，为扩大我国橡胶种植基地提供了论据。杨纫章副教授连续数年带队参加青海、内蒙的治沙项目，卓有成效，并表示愿与她的丈夫华东水利学院胡豁咸副教授为治理西北地区沙漠奋斗一生，被竺老誉为“治沙穆桂英”。可惜的是，在人妖不分，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令人敬爱的徐尔灏教授和杨老师先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竺老听到这一噩耗，惊愕之余，仰天长叹，沉默无语。
1972年底，竺老因病住院，任美锷院士专程去北京探望恩师，这是他俩最后一次会见，竺老深有感慨地说：“至今还没有一本篇幅适当的中国自然地理著作问世，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你应该写一本！”在竺老的启示下，任先生汇集了大量的最新地理研究成果，结合多年来的自编教材，撰著了《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一书，该书内容丰富多彩，论述了中国自然区划原则、热带界线、准热带、热带山原等一系列新理论概念，显示了我国区域地理研究的独特风格，并为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和利用自然条件提出了20多项建议和措施。该书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被译成英、日、西班牙文出版，广受国内外地理学界的欢迎和重视，认为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经典著作。1988年该书第三版荣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圆了竺老在自然地理著述方面的宿愿。
竺老高瞻远瞩，十分关心地理科学的现代化，多次指出：“地理科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阶段，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仪器装备把地理武装起来”。他特别关心我国地图事业的发展，早在1954年在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他提议将全国自然区划和国家大地图集并列为国家重大项目并获准，他还亲自为国家大地图集培训班讲课。1973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陈述彭院士和我校地理系地图教研室主任李海晨教授联合倡议在我国开展地理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并由我校地图学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得到竺老的热情支持，其后，竺老又两次抱病写信给陈述彭和李海晨，询问这方面的进展。值得告慰竺老的是，地理系地图学专业有关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在1977年就用当时先进的计算机自动制图方法研制了我国第一张大比例尺全要素电子地图，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自动制图及地理信息系统的专门人才。
五
由竺老创建的南京大学地学学科至今已经历九十五个春秋，既有荣耀，也有坎坷，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向上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校新建了规模宏伟的仙林校区，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地学学科与学校同步发展，人才济济，科技��，声誉鹊起，欣欣向荣。如学科建设已由当初竺老创建的一个地学系，发展到当下的四个学院：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下设：自然地理系、地理信息科学系、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海岸与海洋科学系），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下设：地球科学系、水科学系、地质工程系），大气科学学院（下设：气象学系、大气物理学系），环境学院（下设：环境科学系、环境工程系）。规模之大，达到了地学学科发展的颠峰，成为目前国内高校地学学科最为齐全的学科群。人才培养涵盖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全部学位，毕业学生近三万人，其中含有两院院士43位，特别是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培养出29位院士，堪称翘楚。科学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早在五十年代的“五朵金花”，地质系即占有其二。遐迩闻名的登峰（地理系王富葆攀登珠穆朗玛峰）、造极（地质系张青松、地理系侯书贵、刘科造访南极，地理系柯长青北上北极）、潜海（地理系王颖深谮大西洋）、探空（气象系探索高层大气物理）均有南大地学人。作为培养地学人才重要手段之一的野外科学考察与勘探，更是大放异彩，自2006年开始，多次组织“地质学、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联合野外考察队”分赴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法国阿尔卑斯造山带，在中、俄、法三国教授共同指导下，实施野外科考计划，收获巨大，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反响。
2002年5月11日，我校百年校庆前夕，为纪念校史上的杰出人士，饮水思源，在东南大楼前树林内两块花岗岩巨石上精心雕刻了竺可桢、李四光两位杰出地学大师栩栩如生的雕像，供人瞻仰（图三）。竺可桢先生一生追求真理，1962年6月4日，他已70高高龄，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科教事业坚贞不渝，奋斗不懈；为我校地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尽心尽力，居功至伟，他的勋绩彪炳校史！
（作者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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