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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各位同志：
我和匡老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刚恢复南大校长职务的匡亚明，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求真务实，采取一切措施治理学校，使遭“文革”十年浩劫的南大焕然一新，很快成为全国高校的佼佼者。当时，我是新华日报副总编，十分关注南大的变化，我和一位记者专门去南京大学采访，匡老治校有方的业绩使我们十分感动，倍受鼓舞。于是，我们很快撰写了一篇长篇新闻，题为《尽快选拔和培养新的学术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当时全国没有一个高校这么提），还撰写了一篇评论《最有远见的一着》，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很好的影响。通过采访和报道，我深深体会到匡老这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思维非常异常。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匡老的非同寻常的思维是治校的根本因素。
我与匡老有缘有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有幸成为丛书领导小组成员，与匡老交往更加密切，所受教益更多。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与匡老相处的那段时光，还像是昨日一样历历在目。他那坚定的党性、崇高的信念、渊博的学识、执着的追求、宽广的的胸怀和高尚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今天，我着重追忆匡老呕心沥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几件往事，聊以缅怀。
80年代中后期，已是耄耋之年的匡老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总结、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为己任，发起组织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2500年间中国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思想，编撰200卷大型学术评传丛书《中国思想家评传》，并立志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匡老亲自撰写的《孔子评传》，则成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开卷之作、精品之作和压鼎之作。
省委为了支持匡亚明同志的工作，保证丛书的顺利出版，专门成立了丛书编撰领导小组，由孙家正同志和我协助匡亚明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孙家正同志调任北京后，由我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匡老为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完成这一伟大工程，亲自制定了丛书出版计划，从1200多位思想家中遴选了270位传主，计划200卷，2005年全部出齐。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希望活下去，再活十年，亲自看到200本书出版，我要在最后一本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那羸弱的身体，日夜忘我地工作。
1996年5月15日，丛书50卷出版，我们在北京隆重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匡老晚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不顾90多岁的高龄，亲临北京参加发布会。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发布会高度重视。乔石同志欣然题词，并派人送到匡老驻地。丁关根同志到江苏饭店看望匡亚明，亲切会谈了一个多小时，高度评价了丛书的编撰工作，非常感谢匡亚明同志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许多在北京的著名专家、学者赶来参会。匡老亲自撰写讲话稿，思路清晰，声音宏亮，神采飞扬。会上气氛十分热烈，吴阶平副委员长、钱伟长副主席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丛书，盛赞匡亚明同志。会后，新华社发表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时期，匡老激动异常，他一再对我说，没想到中央领导对他和丛书这么重视，没想到北京学术界对丛书的评价会这么高，没想到丛书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次发布会给匡老以巨大鼓舞，更加坚定了他把丛书出好的信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凝炼和集大成。为了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世负责，匡老始终把丛书的编撰质量放在突出位置，反复强调，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他指出，丛书200卷，如果有几卷质量不行，那么整套丛书就不上档次。l996年春天，丛书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确保丛书质量问题。按照匡老的要求，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调整一些作者；二是加强和充实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编审力量，严格把好审稿关；三是精编精校，精心制作；四是调整稿费和审稿费，给作者编辑以经费上的支持。会后，匡老亲自到上海、北京等地，研究调整作者，加强编撰力量，确保出好作品。匡老作为丛书的主编，对每一卷书稿都反复认真地推敲斟酌，把关十分严格。1996年下半年，匡老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精力衰退，但他仍坚持看稿。原先能一天看1万字，后来只能看5000字，有时腿肿了不能坐着看稿，就请夫人丁莹如教授读稿。他甚至提出另请一位主编代替他，我说，主编不能变。为了减轻匡老审稿的压力，我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商量，确定由蒋广学教授任常务副主编，对所有书稿先行审看，然后将主要精神向匡老汇报，书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由匡老指点、定夺。匡老对这一做法十分满意。
匡老学识渊博，倍受大家敬重，但他为人十分谦和，党性观念极强。在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过程中，他始终强调，要在省委丛书编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重大事情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平时沟通丛书编撰进展情况，他提出要上门来看望我们，我们怎能忍心呢?所以，只要接到匡老电话，我是随叫随到。匡老的认真精神我感受至深，特别是在他临终弥留之际，我正好因公出访，匡老叫他夫人丁莹如教授一天一次电话找我。待我回来之时，他已昏迷不醒，不能同我讲话了，这是我极大的遗憾，但我能感受到他所想的和想说的，还是丛书、丛书。在他的心里没有自己，只有丛书，这是他至死不渝的奋斗目标。为此，我同“中心”冯致光主任、丁莹如教授说过，我们要团结大家，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善始善终，完成丛书出版任务，实现匡老遗愿。匡老走了，为了确保丛书质量，领导小组和学校领导决定，由茅家琦、周勋初、林德宏三位资深教授组成丛书终审小组，统一把关定稿。
匡老始终把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造福后代子孙作为己任，不断地探索实践，发扬光大。在他离开讲台以后，也始终不忘穷究先哲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1996年，我参与起草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时，曾约请匡老谈谈道德建设问题，当时他正在医院挂水，我本想在他康复出院后再谈，谁知他竟在医院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就去。他躺在病床上兴致勃勃，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说，中央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这是十分英明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加强道德建设，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说，加强道德建设要注意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在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一大批杰出人物的先进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要继承和发扬。他认为，道德建设要先做起来，抓好基本教材，制定行为规范，广泛开展教育。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数年之后必见成效。匡老的谈话，使我很受鼓舞，很受启迪。
匡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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