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20日出版  总第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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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73 期 2016-04-08
李方训先生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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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方训(1902-1962),江苏省仪征市人,著名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长期从事电解质溶液性质及理论的研究,对格林亚试剂的反应机理,离子在水溶液中的物理化学性质,如离子熵、离子的极化和半径以及混合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活度系数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任教30余年,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卓有建树。
(一)
  李方训先生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攻读化学专业,1925年毕业,留校任教,1928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深造。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实验室里,风华正茂的李方训注意到葛林亚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导师意料的结果,葛林亚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有所应用,但对其机理则还未阐明,李方训从实验中被原先认为异常的现象出发,尊重事实,锲而不舍,认真观察实验现象,分析电解产物,终于对实验结果做出圆满的解释并开创葛林亚试剂非水溶液中J系列性质的研究,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连续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葛林亚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获得博士学位后,李方训毅然回国执教于金陵大学,不久又担任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当时李方训年仅28岁。
  抗战期间,金陵大学内迁成都,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极不安定,公教人员更是不得温饱,而敌机又经常轰炸骚扰,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许多科研工作被迫中止,李方训教授虽然经济拮据,但他没有因条件的限制而灰心失望使工作陷于停顿,在夫人林福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他仍专心致力于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正如他在一篇论文的“书后”所记:“抗战时期,药品缺乏、实验困难”,因此必需“别开途径,从前人所作实验之数据中寻找新关系”,以“引起理论上之探讨或指示实验之途径”。就这样,他以其雄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惊人的毅力开展科研工作。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性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做出了一批创造性成果,这期间他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笼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十几篇论文。在当时十分艰难的客观条件下能如此优质多产是难能可贵的。由于书籍紧张,文献不全,为了查阅前人工作,他经常往返于成都的五所高校之间,大量工整的手抄本,记录了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他那刻苦钻研的精神重现眼前。他的科研成果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李方训多年来热心参与中国化学会的活动,曾历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委员和经理编辑。解放后他又任《化学学报》的编辑委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经理编辑时在通货膨胀、物质奇缺的情况下,要出版并维持一个刊物是十分困难的,他不辞艰辛奔走筹谋使中国化学会的学术刊物得以在后方连续出版。其献身精神使中国化学界及编委会同仁深为感动及敬佩。
  1947年7月,他受中国化学会的委派,出席英国化学会成立百周年庆祝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学术会议。他在会议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和当时一些世界知名学者如鲍林等共同磋商学术问题。世界知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抗日战争期间曾来华考察,归国后于1948年著有《科学前沿》一书,书中盛赞:“物理化学博士李方训教授是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离子熵、离子体积和离子水化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外驰名的。”1948年美国西北大学特邀他赴美讲学,为了表彰他在电解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同年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金钥匙。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李方训再次谢绝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科研和教学机构的邀请,坚决回到祖国。与此同时,他的夫人林福美也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克服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
  从1946年4月起,金大开始陆续迁返南京。复校以后,陈裕光校长兼任文学院院院长,李方训接任理学院院长。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陵大学从此获得新生。1950年2月,金大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同年10月,因陈校长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由李方训代理校务。1951年3月初,校董会举行常委会,批准陈校长辞呈,同时决议由李方训继任金大校长。
  1949年,李方训先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从1950年起他一直担任江苏省及南京市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南京大学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学,李方训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1954年和1959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起任民盟中央委员,1956年起连任第一、二、三届民盟江苏省副主任委员。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李方训先生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南京大学最早的三位学部委员之一(另两位是:心理学家、校长潘菽,语言学家、中文系主任方光焘)。1956年9月,他作为我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在葡萄牙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议开始时,当他发现有人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时,当即提出抗议并退出会场,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
  李方训先生还建立了电化学实验室和研究室,对混合电解质的活度系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于他早期关于葛林亚试剂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他发表题为“葛林亚试剂电池的电动势测定”的论文后,立即在国际上得到重视,一时来函索取论文、进行学术讨论或邀请讲学的信函达数十封之多。李方训教授对物理化学和电化学有高深的造诣,先后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近30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他对离子水化绝对熵和水化热的理论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计算水溶液中离子有关性质的公式,是国际化学界公认的成就,不少专著都引用了他的工作。
(三)
  李方训先生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仍直接指导研究生和培养中青年教师。陈懿院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

  李方训先生十分重视培养中青年教师,在工作中注意形成梯队,做到后继有人。他平等待人,严格要求自己,对于所有科研工作,总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又注意集思广益。李方训先生反对科研或教学上只为个人打算或不尊重科学事实的倾向,强调要认真进行科学实验,十分注意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十分注意发挥集体作用,提倡以集体事业为重。李方训教授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他治学严谨,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善于引导,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对此无不有深刻的体会。他曾为青年师生讲授过许多课程,如物理化学、热力学、电化学、物质结构等。五十年代初期,《物质结构》从《物理化学》中分出来单独设课,当时一些中青年教师对开此课觉得有很多困难,李方训先生亲自承担讲课任务,编写讲义,并在对学生讲授之前,在教研室中先逐章进行定期讨论。李方训教授谦逊地说是征求意见,其实他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培养青年教师。

  李方训教授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启发引导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在关键的地方给予帮助和鼓励。他说“路不要铺的太平,要留一点让学生自己动手筑路”。游效曾院士在《记忆中的中国化学会》一文中回忆:

  1955年我留校师从李方训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从事电解质溶液理论研究。
  ……
  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我从统计力学观点导出了一个推广的混合电解质溶液活度系数计算公式,并从实验加以证实。李方训先生要我将整理后的论文投送当时只有学部委员推荐才能刊登的国内水平最高的《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杂志)。由于李老师不幸病逝,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刚刚创立的《南京大学学报》上。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一篇报道李老师的文章写道:“他在病重住进医院前,仍在冒着酷热为以为年轻教师修改论文”。今天,重读这一段报道,李老师能如此关心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让我不禁感慨万分,音容犹在眼前。前辈的道德风范令人敬佩。

  李方训先生在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期间,负责组织并领导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王德滋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

  1956年8月,李方训副校长主动提出要去看看正在南京郊区汤山进行地质实习的地质系老师和学生,让我陪同前往,当时我担任地质系秘书。时值炎夏,汤山中学已放暑假,教室都空着。地质系师生自带行李,将课桌拼起来当床铺,学校派了几名食堂工人为师生准备伙食。由于是炎热的夏季,为了避开高温,师生们清晨即上山,上午10时前即下山,下午在室内整理标本、做作业(主要是画剖面图,整理记录)。我陪李副校长早晨乘车去汤山,到达汤山中学时,地质系师生刚从山上下来,看到李方训副校长特地来看望他们时,都很激动。李方训先生略带苏北口音,与师生们亲切交谈,亲自检查学生的野外记录本,观察学生从山上背回来的化石标本,询问师生在汤山中学的生活状况,中午又与师生一起用餐。李副校长平易近人,毫无大知识分子的架子,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期繁重的工作使李方训先生积劳成疾,于1959年患高血压、心脏病,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1961年他抱病参加“高教六十条”的制订;坚持做学术报告、开设新课和领导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听取青年教师的定期读书汇报,参加讨论,解决疑难问题。他还计划筹办电化学研究中心,扩大招收研究生等工作。他在病重住进医院前,仍在冒着酷热为一位青年教师修改论文。1962年李方训病情加重,经多方医治无效,8月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0岁。他逝世时,正值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们在北京讨论和制定化学学科的科学规划,噩耗传来,闻者无不哀痛。周恩来总理发了唁电,并送了挽联和花圈。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附近的望江矶上,表明了祖国对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所给予的高度的评价和崇敬。
  本文写作得到物理学院龚秀芬教授、校史博物馆的资料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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