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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之道
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主线，就是培养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前者主要针对“大学”，后者主要针对“专科学校”。而大学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抑或是追求专才与通才的平衡？各大学校长自有其育人之道，只是奥妙各不相同。多元化，正是该时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它既是大学校长擘画的培养目标的呈现结果，又是不同类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动因所在。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主张大学要培养“专精”型的“通才”。蔡元培称其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笔者觉得称作“文理通才”更恰当些。力主大学优先办好“学”科的蔡元培认为大学所培养人才的基调是“专精”，同时又要沟通文理：大学生“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而避免偏狭”。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则是主张实施“通才教育”的领军人物。张伯苓将“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之需”定为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把“造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作为南开大学的培养目标，从而确立了“能力为本”的人才观。南开“允公允能”的校训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梅贻琦堪称是我国通才教育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旗帜鲜明―――“偏重专科”弊端丛生，“通专并重”难以实现，两相权衡“通才为大”：“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曹云祥、任鸿隽等人也都秉持通识教育理念，明确主张大学要培养“高尚完全之人格”、“国士”般的通才。
舍弃通才与专才孰轻孰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命题的艰难抉择，在通才与专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通常不是中间点―――则是另一种思维与智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又被誉为“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是在张、梅等人之前便做到了这点。郭秉文认为，“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应该是具备“钟山的崇高、大江的雄毅、玄武湖的深静”那般素养的“国士”。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截然划分”开来，而是要做到“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研究之道
择其要者，育人之道，重在“学科”；研究之道，重在“科学”。关于科学研究或曰学术研究，一些大学校长都有自己鲜明的科研观，是研究“学”科，研究“术”科，研究“事功”，还是全面研究学科、术科、事功？需要简单交代的是，笔者尚未发现有学者将事功与“学科”“术科”并列，如此鼎足而三亦未必具备内在的逻辑关系。但笔者以为，这三者的关系，有几分类似中国的“三达德”，即立德（品质，基础）、立言（学问，媒介）、立功（业绩，结果）；又具有几分科学、技术、工程的递进关系。当然，重要的是，民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科学研究思想中，似乎真的包含着学、术、功三个方面，因为“学科”和“术科”从本质上讲还都属于学科，“事功”才是他们期许的横空出世的研究成果，而后者又不同于寻常意义上的服务社会之技术或专利。
蔡元培主张“学”“术”分治。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一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这也使得北大成为德国类似“洪堡模式”―――侧重研究“高深学问”、纯粹科学―――的著名学府。德国大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都是世界各国竞相效仿的范本，其两种模式素为人们所称道：一个是洪堡模式，另一个是德国工科大学办学模式，柏林工业大学素以注重培养高质量的工程师而闻名。马君武主张“学”“术”并治，各有侧重。他认为，“大学应兼顾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即兼顾学科与术科，但广西大学“侧重于应用科学”。马君武根据中国和地方实际，对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加以必要的剪刈之后移植到所执掌的广西大学，很快便使得广西大学声誉鹊起。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十二分”地重视术科：提倡“实科教育”，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生产教育”。有鉴于我国“产业落后”之“畸形发展之象”，考察了29个国家之后的邹鲁振臂高呼“救国之道当注意实科教育”，“对于学校所有的实用科学，要加以十二分的努力研究”；主张“多设职业教育，以适应社会生活上之需要”，“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流氓的教育变为实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物质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认为教育应当培养人的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提倡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验”，并希望“使向来消费之教育，化为生产之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隐隐然，已有了“创业型大学”的思想萌芽。
服务之道
重用，就是注重应用、注重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教，就是注重知识传授，注重技术改进。重推广，就是注重打造样板，注重示范效果。可以这样理解，重用，犹如授人以“鱼”；重教，犹如授人以“渔”；而重推广，则是教人以“养鱼”之法。
首先是重用。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以面向实际、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院系专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引导教师为社会服务，重视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教育、洗礼与锻炼。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后者而言，“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办学强调“理论家”与“实践家”相结合。熊庆来主张“学术救国”，但是在他看来，“学术需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学术必须能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才能体现出学术的价值”。郭秉文尖锐地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明确指出我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切于实用也”。
再者是重教。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大学应该把实用的知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等及时地、尽可能地向社会传播。蔡元培认为大学服务于社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服务，如指导平民；一种是间接的服务，即从事科研、培养人才。前者就属于“教”的范畴。在指导平民方面，许多大学开办有平民学校、夜校等。如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掌校（时任教务长，似今CEO）的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就开办了“商大平民夜校”，除了“为小学程度的平民免费施教”以外，更“专为在外服务商界青年补习学问及应用知识而设，故所定之学程咸以注重实用为宗旨”。“在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成为了那批校长们的共识。
最终是重推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合办农场、改良品种、流通金融、农业调查、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当时金陵大学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之中。例如，陈裕光主政下的金陵大学独立创建或与政府部门合建的许多农村推广实验区，如“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温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显著的经济效益。其中，尤以金陵大学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于1930年合作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最为著名。至合同期满时该区常年经费已达8000元，全部由生产事业收入提供，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37年秋，实验区事业移交当地合作社联合社继续办理，从而实现了由大学倡办到合办、最终达到农民自办的目标。
文化之道
这里的文化，是以文化人、化民成俗之意。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承载着巨大的文化责任，最要者有三：传承文化、改造文化、引领文化。
重传，就是注重传承文化、传播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国度性，所以，大学首先要传承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深刻完备的道德伦理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它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基因，一直有力地制约和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当然，我们也要学习、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工程的擘画者与建设者。
重改，就是注重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有优秀与平庸、高尚与低俗、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与改良，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显得尤有必要。例如，吴贻芳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时，卸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在现场重申金陵女大的创办宗旨是“培养具有基督人格精神的人”，为中国“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以促进“中国基督教化”。吴贻芳则在就职致辞中提出金陵女大开办的目的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她把金陵女大办学的重心暨校园文化的重心“由扩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转向了为国家培养有学问、有道德、有服务社会本领的人才上”。蔡元培希冀利用外国的“科学方法”，达到在我国的学术与文化方面能有“更进之发明”的目的：“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重引领，就是注重引领文化、引领风俗。蔡元培认为大学要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就前者而言，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关于大学的三重使命说，把大学的引领功能诠释得十分透彻：大学不仅要承担改良社会、服务地方之重责，而且须肩负弘扬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成为“社会灯塔”与“海上之光”。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认为大学有两大使命，一个自然是培养人才；另外一个就是“向国家人群供给思想学术、新发明、新创造”，“以备国家人群之用，而增进人类之福利”―――他甚至把这一条放到了“造就具有思想、富有学术，能发明、能创造、能领袖群伦的人才”之前。蔡元培认为，大学对于社会的两大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引领，就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有感于“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名震京师的“进德会”，立志与社会浊流作斗争，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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